第六章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第8/16页）

5月29日，唐再度致电总署，表示：“以后奏事及行文内地各省，均仍用本衔及巡抚印。”同日，张之洞特意致电总署，为唐景崧申辩：“唐现办法，洵属无可奈何之苦心。事成则国家受其利，不成则该抚身受其害。”[73]但台湾民主国国号已立，总统、议院名义天下周知。由此可见，台湾自主虽得到张之洞的幕后支持，在处理与清廷的关系方面，双方的态度不无分别，唐景崧没有谨守张之洞划定的底线。这种超越，在张之洞看来已经悖离了君臣礼法。尽管唐景崧一再声明“遥奉正朔”“永戴圣清”，表白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不乏主见和主动。只是一方面要避免清廷干预，争取外援，另一方面要维系与张之洞的关系，以保饷械，并为自己留下退路，不能与清廷公开反目。因此，台湾官绅顺从敷衍张之洞意旨的公开表态，不一定是其内在思想的直接反映，而他们的自行其是及擅作主张，则是不惜违旨抗命的真情流露。

此外，台湾民主国的“民主”含义有二，一为台民自主，一为民立其主，这与欧美近代民主政治的内涵并不一致，但毕竟不同于奉天承运的绝对皇权。在台官绅精心选择与皇权相对立的“总统”作为民立之主的名号，仅用对清廷避嫌难以解释清楚。

张之洞与在台官绅的态度差异，还有另一旁证。台湾成立民主国前，在两江总督幕下的郑孝胥也提出：“为台湾计，必急立民会为自守计，而后求庇于英。”有人将这番话告诉张之洞，张“深然之”。几天后，为台民推举入都请愿的姚文栋到宁，与郑孝胥接谈数语，即邀其立即渡台一试所谋。两人还策划由台民将台抵押，借款聘请外国人募兵购船。这时张之洞尚指望“求朝廷赎还台湾”，郑孝胥则认为“非台民能自拒守，使彼不能吞并，则日本岂肯听我取赎也”。经姚文栋联系，唐景崧电调郑孝胥等赴台，张之洞表示同意。

恰在此时，台湾民主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郑孝胥欣然道：“此诚当务之急，与余速立民会之说合。唐帅腹中居然有此稿，固非寻常中国大吏之流辈也。”而张之洞却临阵退缩，先是遣人追回派郑孝胥赴台的札咨，继又面示：“台已自立为民主之国……深言毋行之便。”郑孝胥坚持与姚文栋赴台，为不使张之洞为难，主动提出不用公牍，以自行请假名义前往。[74]民主国解体后，易顺鼎坚持独立抗战，张之洞、刘坤一却“惧君违旨挑衅累己，延君父至饿，坚命促归”[75]。

在新学士绅看来，西方近代主权在民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观念的主旨并无二致，民众与社稷为国家本体，帝王朝廷只是依附其上的治理者。从至圣才能称王的圣王观出发，君主必须以德为本，无德则失民心失天下。正如洪弃父所谓“弃民者民亦弃之”。纲纪之说，在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中，对皇权同样具有规范作用，易顺鼎代刘坤一所拟致唐景崧书，不仅痛斥“当轴主和”，无故割地，“欲令赤县沦为左言，苍生变为左衽”，而且特意申明:

窃思春秋之义，以反经合道为权。鲁隐、荀息无救于乱，鬻拳、祭仲犹谓之忠。至圣苦心，所以教千古之英雄，扶万世之宇宙者，至深且远。三代以下，此谊不明，海内三四贤豪，束缚于规矩之内，拘牵于文法之中，一遇世变，惟有孑身远引，否则束手待毙，自活不暇，何能活人？于是乱臣贼子，夷狄枭桀之徒，转得乘间蹈瑕，争窃其柄以制君父之死命，生民涂炭，神州陆沉，而天下之祸亦已极矣。虽仲尼复生，不能不望于以圣贤之心行英雄之事者也。[76]

只要能够救国，则兵谏、废立亦在所不惜。透过表面的忠奸之辨，士绅那种天下己任，制衡皇权代表民权的角色作用呼之欲出。正如台湾绅民血书所说：“朝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77]皇朝如果弃民不顾，则臣民理应抗命不遵，甚至除旧立新。这与庚子维新派“不奉伪廷之矫诏”、自立救国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