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第7/16页）

甲午战后，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明显受到排挤。早在内渡之初，张之洞就接连致电内渡官绅聚集的厦门，一告易顺鼎“务速行，万勿在厦停留，致生枝节。谣言不可不防，事已至此，于大局无益有损。若再不行，只好奏明矣”。一告杨提台，“闻有俞主事明震在厦，其人不甚老成，恐久留在厦，多言好事，致生枝节，关系非轻，万一有谣言传播，俞主事难当重咎”[68]。民主国之事，虽然事先得到张之洞和总署的同意默许，实行时却多少超越了清廷所能容忍的界限，内渡各员因此受到追究，“有劾唐薇卿者，事连敬如，已派黄公度密查矣”[69]。此事后来虽然不了了之，可是民主国官员从此不得任用。宦途失意，无疑会迫使他们积极求变，或者附和革新派的言行。而他们对腐败朝廷的不满，则从根本上制约其趋新求变的意向。

后人分析台湾民主国的政治取向时，从维护统一的立场出发，强调官绅们的忠清意识，而多少忽略了他们对清廷的怨恨离异倾向。在台湾民主国官绅看来，宁可违抗朝廷旨意，也要力求保全社稷。中枢与地方的从属关系，不能压抑君权与民意的对立。而这正是他们后来主动附和庚子维新势力的重要原因。交织成离异意向的因素，一是西方近代民主意识，二是中国传统民本观念。

亲历台事的洪弃父在所著《台湾战纪》（1906年排印本）中破头就说：“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70]此言虽系事后所发，却可视为当时隐情的表露。台湾绅民以国际公法第286章“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以及“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71]作为废约依据，应与熟悉西洋律法的陈季同等人有关。而立国采用民主制，设总统、议院，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避免名分上与清王朝相冲突，另一方面，则显然受主权在民观念的影响。

关于总统名号，唐景崧与张之洞曾有过一番交涉。1895年5月17日唐景崧致电张之洞:

三国护台，不知肯否；然当务者，谓台必自主后与中日断绝，请外援方肯来。但民主之国亦须有人主持，绅民咸推不肖，坚辞不获。惟不另立名目，终是华官，恐倭藉口，缠扰中国；另立名目，事太奇创，未奉朝命，似不可为。如何能得朝廷赐一便宜从事，准改立名目不加责问之密据，公能否从旁婉奏，此亦救急一策。台能自成一国，即自请各国保护，以及借债、开矿、造轮、购械次第举行，始有生机；否则，死守绝地，接济几何，终归于尽也。台之自主与留不肖，事机凑拍，公能牵合且坐实之，似尚易行。或由驻洋使者商之各国，谓台不服倭，亦不强夺还华，公议台为自主之地，公同保护，持理既正，倭气略平，为解纷上策。先将台自主一层造到，再由台民自推主者，似更妥顺。不肖亦可进可退。

19日，张之洞复电唐景崧：“另立何名目？大约称总统。朝廷未必肯给密据，恐为倭诘。如事至万不得已时，只可由尊处自奏。”没有明确反对。次日唐电告：“名目惟有总统，仿洋制也。”

5月21日，台湾官绅决定建立民主国，推唐为总统。张之洞获悉，于5月24日再电唐景崧:

台民欲劫公守台，无可如何，然名目宜酌。电奏只宜云自约为民会民政之国，不可云民主，不可云自立。外洋总统甚大，似不相宜，须稍变。或云总管，或云总办，谗谮嫌疑亦须防也。

明确反对使用民主及总统。但第二天，台湾民主国正式建国，仍然照用“民主”“总统”名号。以致张之洞在接到唐景崧5月21日宣告民主国成立的各省通电后十分不满，指责其“致各省电太不妥，望速妥酌更正声明要紧”，“奏咨内只可云民会民政，不可云民主；只可云暂留，不可云暂主”。并强调：必须“恪守臣节，朝廷方能鉴察，天下方能共谅”。[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