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第12/28页）

在传言四起、朝野上下惴惴不安和海外商民接连不断的归政呼声中，旧历己亥年即将过去。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公历1900年1月24日，清廷突然发布上谕，宣布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是为己亥建储。此举几乎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废除光绪的前兆，其实际目的之一，可能也的确在此。

建储似乎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既没有保皇会所要求的归政，也没有守旧党所期望的废立。就前者而言，或认为政变后西太后一直蓄谋废立，并无归政打算，海外商民的归政诉求，只是延缓了废立的时间。1899年6月20日，宋恕函告孙仲恺:

近闻政府已与鄂帅议定：“将行大事，先集兵二十万于京畿。”再与鄂帅订定：“如南洋刘帅有异言，即以湖北兵制其上游，事成，以两江总督永归鄂帅。”大约大事不能出今年以内。其大事为何，则心领神会而已，不忍言也！

12月30日他再次函告孙仲恺:

太后万寿，海外数百万商民合词电致译署祝寿，并热切请归政皇上。京师大事之举，部署本已大定，因此之故又暂从缓。执政者言于太后曰：“海外数百万商民之请归政，皆康、梁所指使也。故非先杀康、梁不可行大事。”因此有发明谕购康、梁之举也。[83]不过，另一种可能性同样存在，即正是大批海外商民要求复政，并与康、梁连成一气，令西太后感到恐惧，于是重下决心，再行废立。而其间当朝执政的守旧官僚起了推波助澜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1899年10月上旬，清廷两度发布上谕，因旱灾将成，诏诸臣各抒傥论。25日，翰林院编修沈鹏应诏草天灾直言折，矛头直指后党要员荣禄、刚毅和李莲英，认为清朝官制，内外相维，军机大臣，不掌兵权，而荣禄既掌枢机，又握兵权，北洋各军、武卫五军乃至江南练兵，均归节制，南北重权，集于一身，如果其或生异心，难免为曹操、董卓再世。刚毅奉旨筹饷，到处搜刮，民怨沸腾。“凡此二臣所为，皆足感召天灾，诚收荣禄之兵权，以杜异谋；黜刚毅之言利，以平民怨，则人祸息而天灾纾。”太监李莲英私窃威福，天下公愤，应明正典刑，以震慑权奸而风厉天下。折送至总署，总署以体制不合，格不得上。

一个月后，沈鹏再上应诏直言折，正式要求如今“为皇太后计，则归政之时也”，同时指荣禄、刚毅、李莲英等“三凶”在朝，上倚慈恩，下植徒党，权震天下，威胁士民，隐与君上为仇雠，“不杀三凶，以厉其余，则将来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而“此三人者，惟皇太后能操纵之，生杀之，皇上之才，非其敌也”。要求太后乘训政之时，“分荣禄之权，惩刚毅之暴，戢李莲英之毒，以绝一切不轨之谋，弭将来无穷之祸”。[84]

沈鹏的两次奏参，“直声震天下，虽格于堂官不得上，而海内外传诵，译稿通于外洋，几乎洛阳纸贵”。上海《中外日报》《沪报》皆登其文。[85]。11月中旬，南下筹款的刚毅回到北京，趁机将海外商民请求归政的消息透露给慈禧，并且作出了一系列安排。宋恕称:

己亥秋后，刚毅又力请速了大事，献策曰：但以虚美名目削坤一之兵权，则必不至激变。坤一既解兵权，则大事可速了。……而刘坤一“着即来京陛见”之旨不久而下矣。军机传电：“太后深念老臣，渴欲见面一谈劳苦。”以此虚优，骗安湖湘之心。一面命新署督于封印时候赶接印，印已交，而京师大事之公文即刻办齐，将于廿七八日下禅位诏于天下，改元保庆而弑旧君。盖从某大臣计：待于岁晚书信鲜通、报纸停刊、人事鲜暇之机会，赶了此一大事，可以万全。[86]

刚毅回京后递手折开列各省督抚从违之意，“极言惟刘坤一最与圣上意合”，又“谓去年政变时，刘独有电阻梗废立，今议立嗣大事，不先去之，彼必有碍大局。故太后立意解其兵权”。[87]其时荣禄曾密电试探刘坤一的口风，后者答称“以君臣之礼来，以进退之意上”[88]，仍然坚持反对废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