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救上到勤王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第10/28页）

西太后作出复行新政的姿态，或许只是施放烟幕，朝野内外的反响则显得多少有些信以为真。其时清廷派刘学询等人赴日考察商务，暗中交涉订约、“交康”或“除康”事宜，坊间传闻，却是要重新起用康党。皮锡瑞在日记中记道:

闻朝议召日本小田七及刘学循、李徵庸管度支，有“新政可望复行，新党可望复用”等语。周郢生家信，长信授意李，使康、梁返国，伊藤入辅。……夏子翁来拜，嘱觅先生。询以时事，云杨崇伊所奏，庆王、小李从中主持，派刘学循、庆长与日领事小田七同往东洋，请伊藤与水师提督某某来中国。[64]

张之洞幕下的陈庆年也说:

知此次庆宽自日本还，有条陈十二则呈庆王进呈朝廷，均允行。是又有维新之机矣，甚美事也。[65]

对此当朝执政的后党官僚感到几分惶然:

某邸出语人曰：上年主子讲什么变法，咱们几乎没有饭吃，幸亏老佛爷扳过来。今年连老佛爷亦讲什么维新，看来不久康有为一班人就要开复起用，那时还有咱们走的路吗？[66]

形势走向的不确定令传媒无所适从，对于西太后的好恶尤其难以捉摸。《知新报》第95期转载了7月22日香港《士蔑报》的一则报道，可以视为当时传媒揣摩不定上意的体现:

北京内廷大乱，西后、荣禄、庆亲王、李鸿章各分党羽，密布计策。西后始倚荣禄为心腹，任其练兵，今见其弄权，恐其逼己，以庆邸亲贵，故用以抑荣禄。且以李鸿章有才，凡与俄交涉，皆经其手，故西后重之。荣禄虽顾盼自雄，亦不过如小子，凡与外国交涉，皆守向来憎恶外人之故态，以遗西后忧。庆邸虽较忠于荣禄，亦无远知识，……李鸿章今日即能办事，想不过自清首尾，未必于太后之命有所加。李权全得自交涉，与荣禄不同，故人皆欲去荣禄。荣禄节制北洋，凶戾之气，遍于北京，与刚毅之南下两江，其凶戾遍于南洋相等。太后今亦知之，故回心易虑，假意向慕康有为之说，欲讲变法，尽购康有为所著之书及奏折，览之称善。然此计太浅，非有勇决之诚意，何能动人。即向之归心西后者，亦疑其不至前后相反若是。昨年政变，西后尽反新政，以为康有为之议，为害于国，复旧政，戮新党。然西后本非守旧，亦非维新，只求权势平稳逸乐，非此三者，不能得其心也。今虽观览新党之书及奏折，然既死之士，不能复生，六人本皆为国变法者，今已死矣，况西后之意，究不知何如乎？然其准人读康所著书，其转化人心者不少。吾今虽不知两党将何结局，但宫廷之内，必有不测之变，愿我国人定睛以伺之。

11月15日《知新报》第102册转载8月30日伦敦《中华驿务报》的评论，也依据该报天津访事人所说，认为:

西后之变机甚少，论其人原属聪明，不比北京之守旧党呆同木偶，但其知识，又未能行维新之政以致康氏所条陈之境地。他用守旧党之力以复其权柄，惟同时又嫌守旧党之首领不识事务，反足以生乱，故又假作与维新者和商，其实不知所措，只欲求自己安固，未尝识维新之益，守旧之害也。

据说慈禧开始对各埠华民纷纷请求归政的反应还算平和，“自汉人大官以下及多等人民，同情推戴光绪皇帝，若强行废立，必生内乱。故西后待皇帝，近亦略宽，召见大臣，亦许同见”[67]。“天坛祈雨，圣主竟得同往，当亦两宫渐和之机也。”[68]甚至个别官员当面要求归政也不以为忤。10月2日香港《孖喇报》报道，据北京来电:

山西知县宓昌墀召见时奏对于西后，侃侃而谈，特请其撤帘，归政皇上，又谓不可用荣禄练兵，不可用刚毅筹饷等语。情辞恳切，两宫大为感动。皇上恐西后动怒，叱其不得妄语。西后亦不怒之，但目为疯子。而该县令仍言言痛切，毫无顾忌。[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