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第5/12页）

庚子勤王，早已受到海内外学人的注目，发表了不少论著，也引起过一些争议。不过，直到1980年代，都是将两湖当作保皇会勤王的基地，而以自立军为主力正军。[8]造成这一误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康门师徒故布迷局，有意掩饰其以两广为主要活动基地的事实，在此后的记述中，完全回避有关的方略计划与实际作为，极力突出长江流域的自立军。保皇会当时秘而不宣，固然出于形势的需要，后来则对家乡父老不愿承担“惊粤”的罪名，对海外华侨必须展示用款的实效，对朝野官绅还要保持君子的形象。时间越久，改口越难，谎言说多了自己也信，只好弄假成真。包括革命党在内的其他派系成员，鉴于后来形势的发展变化，也不愿提及当年合作反清之事。

造成误解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在革命史的框架之下，保皇派乃至其他维新人士的历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即使有所涉及，也用固定的眼光对待，成见过甚。康有为、梁启超之于近代中国的影响之大，与现有的研究状况完全不相匹配。至于众多的草堂弟子，关注研究者更加鲜少。因此对于有关人事的追寻探究，相当困难。保皇会当年隐秘的各种文献，偶尔也有传布于世，如张篁溪编《自立会始末记》下卷所收康有为致邱菽园书，以及丁文江、赵丰田编《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节录庚子前后梁启超与同门及各派同人的若干通信，但在既有的框架之下，其中许多重要信息难以充分解读。学人只能摘录一些片断，去丰富原有的认识，而难以纠正由假象所导致的变形。由杜迈之、刘泱泱、李龙如辑录的《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体现了学人在当时条件下的勤奋和严谨。不过，史料对于学人的认识能力具有极大的制约作用，其努力就自立会的研究而言固然大有裨益，整体上仍然只能强化原来被扭曲的印象。

五

发覆有待于新史料的问世，正是新史料的整理和编辑出版，为充分解读既有史料的完整信息，重建史实或还原历史本相，并且进一步回到历史现场，深入体察相关人事背后的复杂关系和人物的心历路程提供了契机。

有关新资料的公布，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1980—1990年代最为集中。大致可以分为几类，其一，保皇会的文献。主要有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台湾宏业书局1976年版）和《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和《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另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是在原来《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的基础上改订，后者虽有油印本，流传不广，运用不易。该书的优长之一，是大量选用了梁启超的往来书信。以后台湾又分别出版了《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辑之97，文海出版社影印）和《梁启超知交手札》（“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张子文主编，“中央图书馆”1995年版），大陆方面则有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杨天石、孔祥吉、郭世佑分别披露过一些保皇会员的通信。

其二，其他维新人士和朝野官绅的文集书信日记。其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有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郑孝胥日记》（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汪康年师友书札》1—4册（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89年版），《宋恕集》（胡珠生编，中华书局1993年版）。重新编辑的《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和《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虽然仍非完璧，毕竟较旧编提供了更多的资料。上海及港台出版的多种盛宣怀藏档，也保存了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