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第4/12页）

三

近二十余年来，相关资料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出版或公布开放，可谓再一次史料大发现。而且与前此不同，除了浮出水面者外，学人还注意到水面以下冰山的巨大。例如学人素以《越缦堂日记》《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和《缘督庐日记》为四大日记，以凸显其关系近代史事的重要，而近年出版的多种日记，于近代史事的重要性决不在四大日记之下，甚或在其上。据说这一时期已知未刊的日记稿本至少逾千种，其中不少以主人的地位而言，重要性亦复与上述相近。时势也为学人提供了可以从容向学的外在环境，不必仓促应急。两相配合，逐渐发现，以往所勾勒的线索脉络与历史本相之间颇有距离，有的甚至为假象所遮盖扭曲。如果充分解读史料，不为成见所囿，晚近历史的各章各节大都可以重新改写，有的恐怕将变得面目全非。其中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中心的历史尤具典型意义。

康、梁一派活跃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时期，主要是戊戌与庚子。康有为是以公羊学疑古的大家，相信史学之于政治有着密切关系，自然重视历史记忆影响后世的巨大作用。梁启超则是“新史学”的倡导者，知道改变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改写历史。戊戌政变后不久，梁启超就写了《戊戌政变记》，以当事人的身份对那一段历史作了记述，成为后来学人研究相关史事的重要依据。然而，梁启超的记录并非历史真实的完整影印，其中不仅因为立场利害的关系，对于诸多事实的陈述带有一面之词的偏见，而且出于后来某些政治目的的需要，有意掩饰或扭曲真相，使得历史记载适合其当下的政治需要。[6]1920年代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曾直言不讳：“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7]

所谓感情支配，还可以说是无心之失，更为严重的是，康、梁等人常在材料上大做手脚，使得文献的主次真伪发生混乱。因此，研究戊戌维新的历史，必须综合比勘朝野上下禹内海外各派人物公私明暗的种种记录，不仅注意材料署明的时间，还须注意材料何时问世及其保存和公布的背景。近年来，随着相关资料的陆续披露，其不尽不实之处逐渐显露，一些学人对于某些问题作了认真探究，还有许多背后的东西尚未得到澄清，需要等待更多的新材料，或是对新旧材料作进一步的梳理。历史的本相究竟如何，目前还宜粗不宜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许多方面与康、梁的描述大相径庭。

四

如果说康门师徒旨在通过重述戊戌变法的历史来突出自己，贬抑他人，对庚子勤王则刚好相反，极力掩饰其在武力行动中实际扮演过的主角作用。

庚子年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作为新旧世纪的转折，本来世纪末情结就容易引起普遍的焦虑，加上一年多前为中国带来一线生机的变法革新不幸夭折，全社会还在倒行逆施的压抑与痛苦中挣扎，新与旧的矛盾冲突使得政治天平不断向保守的一方倾斜。这一变化所引发的严重问题之一，便是中外矛盾的激化。由保守派官僚掌控权力的清政府试图利用义和团来达到其政治目的，结果导致列强联手入侵，中国陷入空前的亡国灭种民族大危机。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两大难题，其一，避免瓜分和奴役；其二，扭转倒退趋势，重上革新轨道。对于前者，北方的义和团只是本能地反抗，能够将中国从深渊的边缘挽救过来的希望，还须通过后一途径。就此而论，庚子年中国趋新各派在南方展开的各种救亡振兴的努力，手段虽然多样，但均与这一总体目标并行不悖。迄今为止，学人对于庚子的关注仍以北方的义和团为重，而对南方趋新各派的努力，则置于次要或旁支的地位。若从历史发展的方向看，南方趋新各派的勤王运动，其意义远在义和团之上。因为北方的义和团毕竟是民众自发的抗争，而南方的勤王运动则是趋新各派的自觉努力。尤其是各派联合欲在长江流域实行民主变政，更被视为立国之基。这一努力不仅吸引了中国的各派趋新势力，所动员的范围还包括全球的华侨华人，引起全球华人的民族和群体意识的首次普遍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