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第3/12页）

不知古今中外学术渊源流变的大势主体，凡事截断众流，横逸斜出，不妄者几稀。连技术层面的东西尚未掌握，就试图独辟蹊径，自习则误己，教人则害群，放言高论，更加自欺欺人。若自以为是，开卷即立意超越前人，不看前人书，或但以己意度之，以为有思想出新意，不知尚在前人笼罩之下，甚至未及前人已明之事理。所谓著述，不过将古文变成时文，以唾余为发明。自晚清学人以“中国无史论”将既有史书打入另册，[5]中国似乎只有史料而无史书，只有官史，而无民史。在“新史学”的框架下，历朝历代之史均需重起炉灶，研究者似乎处于同一起跑线。可是，尽管新史学以不破不立将新旧学术截然分开，治学必须先因后创的规则依然制约着学术发展的进程。整体而论，接续既有传统的人文学科较移植而来的社会科学程度略高；就史学而言，国史与外国史差别甚大。至于本国史，上古部分经历清代学人由经入史的全面整理，基础较为扎实；中古部分由海内外前贤倾力相注，又得史料之多寡与立论之难易配合适当之便，很快走上正轨，养成循正途而守轨则的专业自律，虽然这两部分也存在不断用外来框架重新条理本土材料，以及褒之则附庸蔚为大国，贬之则婢作夫人的偏弊。而晚近史一方面背负繁重的史料，另一方面其发端又主要是为了解决学术以外的社会问题，结果对于史料的重视以及运用史料的慎重，反而有所欠缺。于是只能较多地依赖于外来的解释框架，以便将有限的材料组合成条理系统，解决材料纷繁和缓不济急的难题。如此一来，所建立起来的“大体”，难免存在与史料史实不相符合的诸多问题。

要克服此类弊端，一般以为应当求助于宏观，即变换解释系统。实则凡后来与外在系统，均与当时当地不相凿纳，强求则势必削足适履。此虽为近代以来欧洲以外文化系统普遍面临的不得不然的尴尬，如果没有充分自觉，容易误将后来外在系统当成历史的本相，本末倒置为研究的前提。当务之急，反而是不可操之过急，只有对大量史料史实进行具体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归纳或总结出所谓一般。今人常说治史不能仅仅求真，其较高一级的目标当是寻找规律。其实二者本来统一。规律者，事物之普遍联系也。治史所凭借的天然时空联系，与逻辑联系往往一致，环环相扣，无限扩展。而且求真不仅要实事求是，更可以深入心境，探寻心路历程。求真的过程，适为不断延伸地解开个人、社会与自然连环相扣的普遍联系。在此过程中，规律将逐渐显现。

以此为准的，中国近现代史可以拓展的空间十分广阔，即使过往重点研究的部分，也大有深入的余地。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代中国号称史料大发现的时代，因此前贤提出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虽然就声势影响而论，甲骨、简牍与敦煌遗文最为显赫，但无论数量之多还是种类之繁，清代以来的晚近史料无疑最为巨大纷繁。除了数以万计的各种刊印书籍之外，还有中外公私藏档、报纸杂志、函札电稿、日记年谱、家族系谱、契约文书等等，其数量远远超过历代文献的总和。其中相当大量的部分属于未刊，或是根本不欲示人的秘籍；有的虽曾刊行，但流通量小；有的当年流行一时，时过境迁，已成难得一见的稀世珍本。目前所据条理系统，是在这些史料大都未曾寓目的情况下，利用可见片断，依据后来外在理论的逻辑系统，发挥想象，以点成面，因陋就简勾勒而成。其因应时势需要的历史作用自然不可低估，但联想与历史是否吻合，还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