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第9/13页）

1982年后，科学院开始有研究生毕业，当时很慎重，虽然研究所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但不让它授予博士学位，而是把权力集中且到学部。授予博士学位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我不介绍细节了。一般来说，学部基本是尊重所里意见的。后来，学部把博士学位的授予权都交给了研究所。在我印象中，生物学部将第一个博士学位授予给了邹承鲁的研究生徐功巧。徐后来去了美国。

（二）评议研究所

1981年，科学院部署了评议研究所的工作——以学术评议为主要内容，并要求对研究所的发展方向、学科力量配置等提出评价意见。不同研究所对此反应不一，有些所非常渴望评议，有些所根本就拒绝评议，我们也就没去评议。

我跟宋振能分工，在随后的几年各组织了几个研究所的评议。我组织的是对成都生物所（1982年3月）、昆明动物所（1982年4月）、遗传所（1983年11月）、水生所（1983年11月）的评议。我就是讲讲评议精神，介绍介绍评议组成员而已，真正做评议的是学部委员和一些专家同行。记得评议遗传所时组长是生物学部副主任、农业科学院原子能所所长徐冠仁。总的来说，评议组对遗传所评价不高。本来是有规定，评委们的讨论严格保密，待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宣布。结果，在汇总内部讨论意见时，某学部委员偷偷打电话把结果告知遗传所所长胡含。胡含知道后马上向秦力生（时任科学院顾问）和孙鸿烈告状。其实评议意见并不是法律，不是非执行不可。我在评议会召开之前就说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领导还是出来干预了，不同意向遗传所提送评议报告。

（三）审议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

在第四次学部大会上，谢希德等89名学部委员联名给中央写信，建议国家拨一笔专款，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主要资助基础性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这是针对经常批判基础性研究、这方面的研究缺乏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的现实而提出的。该建议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1982年3月，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当年即开始受理申请项目。基金刚开始时是每年3000万元，后来增加到每年5000万元，由各学部组织同行评议。评基金项目时，我们公正办事。首先，同行评议时，尽量不选与申请人关系密切者。我们一方面自己心里有数，另一方面尽可能多地征求意见，一般都请五个人以上的同行。同行评议意见回来后再分组审议，工作量非常大。那个时候复印条件跟不上，为了让参加评议的评委能人手一份同行意见，我还参加了用复写纸、刻蜡版誊写同行评议的工作。

说他公平公正也好，书生意气也好，卢嘉锡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他会议上公开要求我们动员研究所少申请或不申请科学基金，因为高校比我们更艰苦。他说的话当年即见效，科学院的基金中标率急剧下降，高校则一下上去了。国家教委有人立即说：我们高校中奖率是多少，你们科学院就那点能耐！卢老听到后一笑置之。

1986年，国家正式成立独立的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此前，我们每个学部都有基金处。运转四年，积累了一些经验后，1985年，科学院又成立了基金局。后来，科学院就把这些基金处、基金局的人员全部都给了自然科学基金委。

除了各个学部共有的科学基金外，生物学部还有一个青年基金，也由我们来主持评审。所以，基金的审核占据了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

（四）复审自然科学奖

1980年，国家科委开始筹备第二届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审工作。所谓第二届，是国家科委承认，1956年评出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算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奖。评第二届自然科学奖的时候，前面的初审工作由国家科委负责，后面的复审由科学院学部负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方面的奖项是由我组织复审的。1982年7月，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出获奖项目125项，其中，生物方面，人工合成胰岛素获得一等奖，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等获得二等奖。没设特等奖，最高就是一等奖，奖金一万元。人工合成胰岛素是集体项目，二十几个人分，每个人几百块。这一届的自然科学一、二等奖基本被科学院包揽，后来几届完全由国家科委自己评的自然科学奖也如此。我们做过基本情况统计，大概有点规律性，好多获奖项目都有十几年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