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第7/13页）

“超声波化运动”结束后，张劲夫多次在全院大会上讲话，点名生物学部要补物理学、化学、新技术课。为了“翻身”，我们组织了一个微波学习班，请电子所的人开课，要求生物学部每个直属研究所派两个人来学习。结果大家来北京后，生活上、学习上都很艰苦，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的一个女学员还突然精神分裂……种种棘手事情，弄得我焦头烂额。

（九）研究和推广代食品

停下“超声波化运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北京的粮食供应也变得很匮乏，大家都很饿，国家要求科学院承担代食品研究和推广的紧急任务。1960年6月26日，院党组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粮食代用品，开辟粮食和饲料新来源会议”，生物学部所属17个研究所和其他学部所属6个研究所的党员副所长、科学家60余人参加。然后，我有大约一年时间把大部分精力投在这项工作上。

以上就是我所了解的反右派运动之后至1960年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之前，学部（尤其是生物学部）的大致工作情况。大概除了编辑《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研究和推广代食品比较正面外，其他工作都是党组成员或更高层瞎指挥的产物，负面作用很大。张稼夫将“行政领导”初步改成“学术领导”，而张劲夫则将其拉回到以党代政、以政代科的老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期间，他在“两弹”研制、“四大紧急措施”等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此同时，他在非军工领域也犯了很多错误。

张劲夫信任、尊重科学家？1957年反右以后，至少从张劲夫的说话口气和报告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也把学部委员归入了资产阶级阵营。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比别的领导干部要好一点，但也好不了太多。在反右运动中，他确实保护了一部分资深科学家，但并没有从言论自由、依法治国的角度来陈述理由，而只是说向科学进军需要科学家。很可能当时在内心深处，他也只是把科学家当成“工具”。别的一些老干部把科学家、知识分子当成缺点很大、可有可无的“工具”，他则把后者当成必不可少的“工具”。到“文革”时，张劲夫这种人被打倒，知识分子更是被推到了做工具而不可得的悲惨境地。不过，和其他老干部相比，张劲夫、杜润生有一个突出的长处：他们能够承认错误，并能“吃一堑长一智”，从错误中学到教训，提升自己。这突出反映在1961年他们参与制订《科学十四条》，并在1962年广州会议主动、公开道歉上。

除了在科学院生物学部任职，我还兼国家科委生物组的秘书。1962年参加完广州会议，并参与制订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后，我把主要精力投到北京科学讨论会上，然后去河南罗山参加“四清”，直到“文革”初才回到科学院院部。所以，随后几年学部的不少事情我就没有亲历了。回想起来，“反右”之后，尤其是“八字方针”实行之前，学部基本成为了党组分管领导的办事机构，学部委员不增补了，原定要实行的院士制度也不实行了，学位不颁发了，科学奖金不评定了，科研计划也基本不开会审议了，很不正常。

“夺权”与撤销学部

“文革”初期，学部管所属各研究所的政治运动，实际起了科学院分党委的作用。1966年9月我从河南“四清”回来，发现生物学部办公室的墙上有三四十份大字报，其中三分之一是关于我的。我的办公桌也被院政治部派来的一位女同志占据了。我就到二楼一个小图书室躲了好一段时间。反正“文革”已经轰轰烈烈搞了起来，学部已经没业务可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