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养成教育与召集教育（第3/4页）

4. 成效评估

中国近代由于军队日益庞大，各军事教育机构一直无法培养出足够的军官。北伐完成后，由于国民政府的努力，军事教育逐渐标准化，中央军校成为初级军官的主要制造场所，学生毕业后通常均分发至国军部队。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这些军校所培育出来的学生，一般认为素质颇高，[48]但是数量过少。据估计，1928年至1937年之间，中央军校毕业学生仅有一万零七百三十一人。[49]抗战爆发后，初期基层军官补充率极大，如淞沪战役中委员长蒋介石将嫡系精锐部队悉数投入战场，与日军激战三个多月，伤亡惨重，一役即丧失初级军官达万名，[50]造成了基层干部的断层。根据1938年军政、军令两部的统计，每年约需养成初级干部四万五千人。由于干部补充人数需求激增，而战时军人生活较苦，军校招生困难，遂不得不降低报考标准。战前规定需高中毕业，自1937年起降为初中，[51]以初中肄业程度入学者也不乏其人。[52]一些较需专门知识的兵科学校，需要高中毕业程度始能接受学理，招生即十分困难。[53]中央军校战前由于军人待遇良好，报名人多，录取颇为不易，如1935年第十二期招考新生，各考区报名人数达万余人，经复试录取者仅约百分之七强。[54]抗战爆发后由于招收人数大增，录取率自然也随之升高。据一项资料显示，1940年第六分校第十七期十七总队招生，共有1 500人报考，经复试录取者近1 300人。[55]为了适应战时需要，除了降低报名资格外，又将教育期限缩短。战时中央军校及各分校，学生在校修业时间，包括入伍训练在内，最长的为两年七个月，最短的则只有九个月不到。此外，战时由于经费、设备缺乏，影响学习效果，又缺乏严格的淘汰制度，[56]学生的素质自然下降。不过战时军校教育较重视战技的训练，是为较战前进步之处，如1941年，参谋总长何应钦巡视西北，对于所见军校即有以下的评论：

现在学校教育与战前比较言之，战前期间为三年，器材较为充足，受教学生率高中毕业生考取，素质较为充足，受教学生率为高中毕业生考取，素质较为优良；抗战以来，因下级干部之补充，需要迫切，以致时间、器材、教育干部，均感不足，而学生素质亦不如战前一般良好，而战前学校教育以教程为主，侧重于理论一面，忽略了典范令之研究，小动作殊欠熟习，学生毕业后，到部队教练士兵，形成战斗技术太差，现在军校教育以典范令为主，要求确实了解，注重实际运用。[57]

自武汉会战后，由于国军战略、战术的改变，加以日军南进之后，兵力相对减少，因此部队伤亡率降低。由于军官补充的需求降低，军训部乃将军官养成教育期限，自十七期起延长为一年半。1943年，该部更派员分赴军、分各校及入伍生团，加以甄试，不及格的学生则分别降期、转学或开除；并成立补足教育班，将从前肄业未满一年半的短期生召回军、分各校，再加以一年的教育。此外，自1944年起，又将军、分各校的三十个学生总队缩为十五个总队，期能提升教育品质。[58]

最后，再从数量上加以观察。中央军校及分校，战时所培育的学生，在十五万人以上，[59]弥补了国军基层军官的不足，达成了军校设立的目标，厥功甚伟。

（二）召集教育

战前国军的建设和军官教育的进度，较为落后，故各兵科的专门人才，在平时已感缺乏，一旦抗战开始，所需专科人才，更形迫切。战时各部队各级军官的召集教育，一方面是由各兵科学校（分校）的学员队及其他班次，召集中尉以上、少校以下的各兵科军官，及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召集少校以上军官，分别施行深造教育。另一方面，则由步兵学校及分校，增设步兵各种轻重兵器的专修班，中央军校及各分校增设军官训练班，分别召集各部队的初级军官，施以战斗技术与战斗指挥的补习教育。在数量上，抗战时期，计召训步、骑、炮、工、辎重、通信、机械等兵科军官97 577员，[60]行伍军官84 235。[61]在质量上，召集教育的效果似乎未能充分发挥，据当时军界人士的观察，其原因有以下几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