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待遇福利（第3/4页）

战时军人真实所得的急剧下降，使得军人的社会地位也大幅滑落。五四以后，直至抗战初期，由于民族主义兴盛，加以待遇良好，使得军兵具有颇高的职业声望，尚为许多青年学生乐于从事的行业之一。[198]抗战进入中期后，军人的待遇还比不上苦力或车夫，因此一般人均视当兵为下职、为畏途，军人的地位也就“一落千丈”。[199]尤其是士兵，至抗战后期时，社会地位已“同于乞丐”。[200]此外，军政当局又恐加薪数目太大，有加速通货膨胀之虞，乃以升官作为救济。但是官位太滥，价值便低，军界人士即曾指出，抗战时期一上校阶级的社会地位，尚不如商店中的会计员，收入菲薄固然是原因之一，而官位太滥才是最主要的原因。[201]最后，战时军人真实所得的急剧下降，使得部分军人的士气降低，甚至从事走私、贪污等不法活动。军人的待遇虽经当局努力改善，但是仍然偏低，已婚者“身为家庭生活之负责人（政府目下不能代之全权负责，而使其维持衣、食、住之最低生活水准），目睹嗷嗷待哺之一群，且处此不平环境中，孰无父母，孰无妻子，能不有感于怀，而蠢然思动耶？于是有无形之怠工，有托故而转业，甚至挪借公款，牟利营私，借图温饱。吾人如指其行为不正，责其二心，科以重罚，诚无不当，然国法不外人情，终不能令人完全弃家而为国，此乃一事实问题”[202]。一位军长更曾坦率地指出，“今日如规规矩矩拿薪水，便要饿饭，而且不能作事，势必失败不可，反之，浑水摸鱼，贪污舞弊，自己肥了，大家也可沾些油水，倒是人人说声够交情，有了问题大家包涵。这是作好不好，作坏倒好，正义扫地，是非颠倒。”[203]所说固然过于偏激，但是仍反映了实情。在抗战以前，国军部队吃空额，侵占士兵薪饷的情况尚不严重，至抗战第三年，由于物价飞涨，吃空的风气才日形猖獗。[204]至于士兵，由于不得温饱，除了疾病人数增加外，逃亡、违纪的人数也日益增加，对于军队纪律、士气和战力的影响甚大。

（二）福利

战前国军各部队大多采取委任经理制度，依照编制发给经费，由部队长负责经理，各部队每多利用节余的经费，办理福利事业，如胡宗南于第一师师长任内，即曾利用节余经费创立公积金制度，其本人薪饷之余，及上级偶尔的赏给，均归入公积金，由各部队长推选各级人员为代表，成立委员会施予管理。[205]胡其后出任战区司令长官，则组织官兵福利委员会，将所辖各部队的旷饷及从事渭滩垦区生产工作所得收益，均拨充福利委员会基金。[206]战时汤恩伯集团也有类似的组织。[207]

战前国军仅有极少数经费充裕的单位，能够对眷属有较为周到的照顾。如1931年第一师南入江西“剿共”，师长胡宗南对随军住于郑州的眷属，即曾指派专人管理。将军眷集中居住，代租民房，代付房租；鼓励军眷依兴趣各做手工，增加收入，又将其子弟送入附近各级学校接受教育，费用由公家支付。此外，并为军眷尽量解决各种问题。[208]又如俞大维于军政部兵工署长任内，曾于各兵工厂设立眷村及子弟小学。[209]抗战爆发后，各部队对于军眷，一般是以军、师为单位，安置于后方临时性的眷属住处，通常均为军需供应的所在地，俾便就近照顾，一些财务状况较佳的单位，并为军眷兴建眷村，如汤恩伯集团驻防豫西时，即曾利用集团军的公积金，于西康西昌及陕西安原兴建眷村，并派专人负责管理，用以安顿干部眷属。[210]有些部队，更设立官佐子弟小学及眷属工厂，从事教育和生产的工作，如第二集团军所设子弟学校，系由眷属中挑选品学兼优者担任教职员；至于眷属工厂，除发给工资外，凡工作成绩优良者，另由集团军总司令定期颁奖。眷属既有眷舍可住，又有工作可打发时间，增加家庭收入，使干部无后顾之忧，无形中士气也得以提高。[211]傅作义则为其干部子女创立奋斗小学与奋斗中学，并筹拨基金，成立奋斗学校基金实业社负责经营，其主要企业有天津中国油漆厂。[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