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待遇福利（第2/4页）

资料来源：汪荫元：《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第262—265页；Chang Kia-ngau, The Inflationary Spiral, The Experience in China.1939-1950, Cambridge，Mass.：MIT Press，1958，p.63；Lloyd E.Eastman，Jerome Ch’en，Suzanne Pepper. Lyman P.Van Slyke,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159。

一位中央军校十七期的学生，1940—1942年在校肄业期间，领军士饷，每月薪水扣除主、副食费后，领到的钱仅够买肥皂和草鞋；[177]1944年10月，一个二等兵的月薪50元，仅能买劣质香烟3—4包，火柴5—6盒；[178]士兵待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一般军官的待遇虽然比士兵高，但是也比不上其他行业，“与文职人员较，如小巫见大巫；与金融界较，更相差天壤”[179]。1941年时，少尉月薪42元，还要扣除副食费，而在乡下吃碗面，即需3元。[180]1943年元月15日起，大后方各省开始实施限价，重庆地区猪肉每斤14元，各种工资每月为500—1 000元，[181]而当时上校月薪仅为290元。无怪有营长生女因养不起而送人的事发生。[182]至1944年一位上尉军官的月薪竟然在昆明市买一包洋烟稍有余，而买一斤猪肉则不足。[183]高级军官，待遇也好得有限。如抗战后期担任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少将主任的连震东，每周能让住校的儿子从家中提一小罐猪油到校拌点盐巴下饭，已经算是非常奢侈的享受。[184]陆军大学教育长徐培根的待遇，即较其任职于银行的妻子少了许多，因此每月薪饷均全数汇给其子女，作为教育、生活费用，家中用度全由其妻子负责。[185]刘安祺于抗战期间由师长历升至军长，但是家中一直“连一个煤油灯都买不起，也很少吃肉”。[186]

抗战时期，如同战前，官兵薪资的差距颇大（见表2-5）。至于差距不规则变化，乃是由于多次采用“生活补助费”、“战时加薪”等名目调整薪资时，士兵均不在调整之列所致。

表2-5　抗战前后陆军上将、少尉和二等兵薪饷倍数比较表

资料来源：根据许高阳《国防年鉴（第一次）》第2编（259—260页）所列资料计算得出。

战前军人待遇良好，士兵薪资虽远比不上军官，但是比一般其他行业尚佳，但是抗战以后，军人待遇差，官兵的薪资差距大，即不免引起士兵的抱怨。[187]

战时军人的待遇不但偏低，而且时常拖欠。一项资料显示，1944年8月时，国军部队的军饷，有的欠一两个月未发，有的欠三四个月未发，甚至有拖欠半年之久未发下者。[188]

军人所得的购买力下降，伙食自然也随之变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陆军战地口粮，每人每月约6磅，日本陆军约为4磅，[189]中国陆军官兵最多时也仅约为1.6磅，[190]而且转拨、搬运损耗，发至伙食单位时，常斤两不足，有时甚至领不到米。[191]副食方面，抗战时期可以1941年作为分水岭，1941年以前物价上涨尚不严重，一般士兵每日三餐，菜虽不多，饭仍可吃饱。1941年以后，普遍的现象是“三餐改为两餐，三菜一汤并为一钵大锅菜，最后只是一钵不见油花的菜叶盐水汤”[192]。1945年初，公订副食费为每月350元，每日平均不到12元，而汉中地区白菜一斤即需30元，豆腐、萝卜每斤各需20元。[193]因此根据1941年的一项调查，军队中的伙食，在蛋白质、脂肪和热量上，不仅远不如中、上人家，也比不上一般农民和工人。[194]

战时军人真实所得的急剧下降，对于国军战斗力的不良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士兵缺乏作战所需的体力。1944年，一位美国专家曾为国军各部队的1 200名士兵进行体格检查，结果发现57%的受检者营养不良。[195]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卫生、医疗设施的缺乏，使得士兵极易罹患眼球干燥症（xerophthalmia）、沙眼、各种皮肤病、贫血症和寄生虫感染。[196]营养不良和疾病，严重削弱了国军的战斗力。其次，军人真实所得的急剧下降，对于士气也有不良的影响。1943年12月，美国驻华军事武官在一份报告中即曾指出，薪饷的微薄加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得中国的军队或许是世界上待遇最差的军队。如果没有通货膨胀，军人的薪饷以美元计算（官方汇率为20∶1），二等兵约合0.3元，上将为40元，但是在严重的通货膨胀下，二等兵的薪饷仅为0.075美元，上将则为10美元。毫无疑问，这种低薪的现象对于军人的士气和生活，均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加上军人待遇尚比不上工人、农民，使得情况更为恶化。[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