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雪后城头草色新（第28/58页）

帝国朝廷的第二个惩办方案依旧没有被各国通过——“连一个正法处死的都没有”。接着就传出联军准备派部队截断运往陕西的“粮道”以断绝流亡朝廷的供应的消息。在京城里眼观局势又起风波的李鸿章连续给朝廷打电报，请求朝廷“上念宗社，下念臣民，迅速乾断。”帝国朝廷终于第三次发布了“惩办祸首”的谕旨：庄亲王载勋、山西巡抚毓贤等人列入死刑，其余的“流放”和“斩监候”不等。联军方面对此的反应是瓦德西对李鸿章说的一番话：“如果中国再不提出令各国满意的决定的话，我们就要进攻陕西，去捉拿真正的祸首。”——这是冲着慈禧去了。李鸿章赶快提醒慈禧，如果再不做出最后的决定，后果就很难预料了。于是，帝国的朝廷第四次发布了“惩办祸首”谕旨：

已革庄亲王载勋，纵容拳匪，围攻使馆，擅出违约告示，又轻信匪言，枉杀多命，实属愚暴冥顽，著赐令自尽。已革端郡王载漪，倡率诸王贝勒，轻信拳匪，妄言主战，致肇衅端，罪实难辞，降调辅国公载澜，随同载勋妄出违约告示，咎亦应得，着革去爵职。惟念俱属懿亲，特予加恩，均着发往新疆，永远监禁。

已革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臣为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着传旨即行正法。（荣禄致许应骙书：《庚子拳变始末记》，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83～184页。）

其他的还有：吏部尚书刚毅、甘肃提督董福祥，“着即行革职”；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翘，“定为斩监候罪名”；大学士徐桐，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均着革职，并将恤典撤销。”（同上）

七天之后，帝国朝廷再一次下旨，赵舒翘、英年被“赐自尽”，军机大臣启秀及徐桐之子被定“京中处决”，刚毅则被定以“开棺戮尸之罪”——史书记载：“此等刑法，中国人视为最重者。”（同上）

各国进一步要求将端郡王等人“正法”，李鸿章为此反复解释说，端郡王虽然罪大恶极，但是如果连皇家宗室都要处死，会严重影响皇帝和朝廷的威信，同时也可能引发中国百姓的愤怒，弄不好还会“激出民变”。双方各执一词于是陷入僵局。

李鸿章不愿意到瓦德西住的銮仪殿去，那里是帝国皇家的禁地。但是值此国之将亡之际，他只好挺着一张老脸去了。关于1900年11月15日李鸿章和瓦德西的会面，双方都有详细记录，各自所记出入不大，内容都是空洞无物。瓦德西态度冷淡，李鸿章极力套近乎，两个人从北京的红叶说到柏林的冬雪，从年龄身体谈到老婆孩子，全是废话。李鸿章特别说到他在德国晋见德皇的情形和瓦德西与俾斯麦的私人关系，想找到感情上的突破口，但是瓦德西根本不买账。最后谈到了联军的“讨伐”问题，才算接触到一点现实，但是瓦德西对联军“讨伐”的范围、时间和规模守口如瓶。李鸿章在这次会见中没有取得什么他所盼望的结果，倒是瓦德西在给德皇的书面汇报中提出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从李鸿章的口中，可以感觉到俄国人“正在联军内部拨弄是非”，使联军在对华政策上出现不一致的迹象——这是李鸿章期望的效果，因为这样就能利用这个矛盾，尽量减少帝国的损失。

但是，刚从瓦德西那里回来的李鸿章便收到了俄国人的信件，要求李鸿章奏请朝廷，任命目前中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国在彼得堡办理交收中国东三省事宜”。李鸿章心里一紧，因为朝廷已经正式否认了俄国人提出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俄国人知道朝廷的立场，而现在再次提出，恐怕随之必有举动。果然，俄国人正式提出了要求中华帝国政府向俄国交出东三省土地的《交地约稿》12款。“约稿”的内容很快就被泄露了出去，日、英、德三国首先声明，反对将东三省的权益交给俄国。而李鸿章也开始发现了俄国乘虚而入的企图，他电告在彼得堡的杨儒中止谈判，告诉俄国人要谈就到北京来和他谈。电报发出后，李鸿章立即收到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斯要求约见的请求。格尔斯在和李鸿章会见时说出的话，令李鸿章眼前一阵眩晕。俄国公使一字一板地说：“如果中国听信各国的谗言，不敢和俄国立约，则东三省永远归俄国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