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顶戴花翎下的面孔（第13/57页）

其实农民们也知道，洋货已经成为商业流通中的现实，彻底销毁是不可能的，况且，洋东西就是比国货要好些，细布总是比土布穿在身上体面。于是，只要名称改了，就可以算完成了“灭洋”的任务。这里，“洋”字仅仅是一种中国人语言上的忌讳而已。

中国人对语言中所蕴涵着的神奇力量深信不疑，他们愿意用内涵丰富、歧义颇多的汉语言与所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玩文字游戏。明明是命运不济，但是花钱“求”来一张写着“时来运转”的纸条，于是就信心十足了起来。新婚夫妻被送入洞房，闹房的人给他们端去一碗煮得半生不熟的饺子，然后在窗外故意发问，听见里面说出一个“生”字，于是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这个新媳妇将来能够大量生育是没有问题了。生了一个儿子怕夭折，就取个名字叫“铁蛋”，然后才放心起来，因为没有什么能伤害一个生铁疙瘩。和普通家庭愿意贴上个倒写的“福”字一样，官场上要把政治对手扳倒，就把这个对手的名字倒过来写在墙上，象征着这个对手已经“倒”了。中国人相信语言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换了一种说法或者称呼，整个现实世界就能够随之而改变。

与所有民间的秘密团体一样，义和团也有自己的“团话”。他们把所接触到的事物和物品，都改变成另外一种形态。比如把电线说成“千里竿”，把水说成“雷公奶奶洗澡汤”，把大饼说成“老君屎”。下决心“灭洋”的义和团认为，只要眼睛里看不见、耳朵里听不到“洋”字，万恶的外国势力就当然地从中国消失了，乾坤也就清朗了。有一个进了城入了府的农民兄弟问：帝国都城的京畿部队为什么叫做“虎神营”？军机大臣荣禄的解释是：虎能吃羊（洋）。于是，国人都相信帝国的军队是一支能够令所有的洋人都闻风丧胆的军队——至少帝国官员们的感觉是这样。

政府的官员都憨愚至此，整个国家再发生什么都不足为奇了。

3、帝国炮火中的“家事”

1900年，大清帝国政府领导下的义和团最大的“灭洋”行动是攻击教堂和使馆。

对京城内的教堂和使馆区的攻击，自6月15日开始，直至外国联军占领帝国的都城为止，长达六十多天。

这正是帝国北方干燥酷热的季节，整个京城犹如一座大火炉，头顶上是炎炎烈日，街巷里则烈焰腾腾，无论是对于北京的洋人们还是北京的平民们来说，这都是一段极其难熬的日子。

因为攻击使馆是“严重的外交事件”，因此，这六十多天被目击者、亲历者和评论者反复大量地记述，如今企图完整地翻阅这些浩如烟海真伪混杂的故纸堆绝非一件易事。但是，无论是洋人们“最黑暗的时光”、“耶稣受难的日子”的描述，还是中国人“匪焰炽烈”、“反帝壮举”的描述，都无法显现出一个大致符合逻辑的事实脉络。原因很简单：如果说这是一场战斗的话，那么，战斗的结局过于荒唐了。

中国的兵家哲学发源甚早，在西方人还茹毛饮血、拿着棍子殴斗的时候，中国人关于如何取得战斗胜利的策略理论已经形成。中国头脑睿智的兵家先人所作的最精辟、最简洁，同时也是最具真理性的结论是：天时、地利、人和。这种囊括了组成世界的“天、地、人”三元素的哲学论断，是中国人奉行数千年的行为哲学的精髓，它不但被包括人类战争在内的所有事物的发展规律和最后结局所屡试不爽，而且还是了解和分析中国这个东方民族性格特征的最便捷的突破口——中国人所有的明智和机警创造出的智慧，几乎都可以在这六个字上得到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