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第15/28页）

极少冒险的刘湘没有被险情所吞噬，而两广事变的第一个挑起者、有南霸天之称的陈济棠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被迫下野，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广东。

陈济棠的遭遇，就是刘湘的噩梦。有了这次经历，他对自己与大鳄之间的悬殊差距看得更清楚了，几乎每时每刻，他都在捉摸和思考，如何才能增加安全系数。

自然界的食物链总是一环套一环，诸侯们都怕了蒋介石，可蒋介石也不是没有比他更强大的对手，比方说日本人。

诸侯们是“内”，倭国在国门之外，就是“外”，蒋介石的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先把国内摆平了再跟日本人计较。诸侯们则针锋相对，提出“攘外才能安内”，或者“攘外即是安内”、“攘外内自安”。除了御外抗侮的民族情感之外，不得不说，牵制蒋介石，以保全自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

在两广事变中，无论广东还是广西，都以抗日为名，以反蒋为实。广西的新桂系更好，竟然可以前脚接受日本武器和教官，后脚就“北上抗日”，敢情一样都不耽误。

刘湘并不例外，但他的所作所为显然又比两广要磊落得多。或者可以这样说，从“万县惨案”时杨森与英军对阵开始，四川人对洋鬼子还真没怎么含糊过。

日本在成都原本设有领事馆，不过“九一八”事变后就关门大吉了，日本侨民也撤回了国，此后日本外务省又不断向南京外交部施加压力，要求恢复领事馆。

外交部长张群征询刘湘的意见。邓汉祥以刘湘的名义复电表示，成都既非商埠，又无日侨，要设立领事馆的话，也没有条约上的根据。当然最重要的是，自东北沦陷之后，川人仇恨日本的情绪甚为激烈，因此请外交部予以慎重考虑。

张群于是向日本外务省发出照会，予以拒绝。

日本人不管不顾，仍计划派人潜入成都，横竖一定要设领事馆。

刘湘便与邓汉祥计议，密令全川各地舟车、旅店不许接待日本人，同时派出密探队，跟踪监视所有入川来蓉的日本人。

1936年8月，日本派出四人先遣队，利用各种关系住进了四川的一家大饭店。

刘湘派人规劝未果，就策动了成都各界示威游行，以压迫日本人出境。按照他的要求，示威游行时，军警只能维持秩序，不得对游行队伍进行干涉。

很快游行就出现了失控现象，四个日本人被一顿胖揍，两死两伤。

死了人，便成了异常棘手的外交事件，这就是“成都事件”（又称“蓉案”）。在外交上已饱受日本逼压的蒋介石得知后，很是恼火，专门来电相责，说刘湘事前既未防范，事后又不缉凶，对蓉案应负全责。

不料这次刘湘有高人相助，游行前邓汉祥特地通过民间抗日团体，出面邀请了成都的复兴社指导游行。

复兴社成员大多为黄埔军人，在蒋介石内部属于抗日主战的激进派系，与新政学系的相对低调保守完全不同。接到邀请，他们欣然同意参与其中，甚至没有向蒋介石进行报告。

游行过程中，邓汉祥安排专人，用手提照相机将复兴社成员沿途活动的情形全都拍了下来。现在蒋介石要追究责任，刘湘就按照邓汉祥的建议，把当天拍得的照片函送南京，同时复电说，蓉案系由成都中央人员（复兴社）领导和发动，又是爱国行为，因此，“事前未便阻止，事后无法缉凶”。

本来要打别人板子，没想到闯祸的却是嫡亲儿子，只得放弃追责，改由南京外交部直接与日交涉。

这也是暗斗，而且同样惊心动魄，刘湘差点因此翻船。在赤裸裸的事实面前，那些口头和文字上的“信任”、“倚重”全被击得粉碎，刘蒋矛盾也继续与日俱增，毫无调和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