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9/15页）

1872年李鸿章建立轮船招商局时，他告诉总理衙门该局的基本目的在于收回中国经济利权。[86]当时，外国轮船已经垄断了沿海揽载贸易并已深入长江及其他中国内河，抢走了大部分内地生意。李鸿章希望通过建立轮船招商局来分夺外国轮船公司的利润，并最终将其完全排挤出去。[87]1877年他开办开平煤矿的目的则是想为轮船招商局的船只和其日渐扩大的海军的军舰建立一座廉价、近便而又充裕的煤炭供应基地。[88]最初目的在于为运输开平的煤到天津而铺设的铁路，也由于军事需要而逐渐发展起来。李鸿章始终反对所有外国想在中国铺设和经营铁路的意图，他认为，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建造铁路，但是必须用中国的钱。铁路的控制权和经营权也要掌握在中国人手中。[89]1881年，为了传达政务和军情建立了电报局，仍为中国人自行建立的。1882年建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十年专利权，以阻止外国人建立类似的纺织厂掠夺中国的利益。漠河金矿（1887年建立）则为李鸿章的军队建设提供黄金。[90]李鸿章所有的工商企业都是中国自己投资兴办的，只有轮船招商局曾用过三笔短期外国贷款，而且这几笔贷款极易偿还[91]，因而，他就能够使他的企业不受外国债款的干扰，而外国债款在1895年之后是严重干扰了中国工业的发展的。

尽管建立某一个企业的想法通常不是由李鸿章而是由别人提出的，尽管建立一个企业的资金是通过发行股票筹集的，尽管企业的经营似乎是按照经济规律进行的，尽管企业的经营者原则上对股东负责，然而，上述所有企业都在李鸿章控制之下，只有他有权任免这些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李鸿章是这些企业的官方主持人，他为它们的建立取得了朝廷的批准，而更为重要的是，他是它们的保护人，没有他的保护，它们就没有一个能生存下来。在缺少商业法规的情况下，中国的商业公司只得用送礼、行贿等手段来满足官吏们的需求。但是，李鸿章位高权重，私交广泛，可以防止那些高官显宦们采取任何不利于其企业的行动，如轮船招商局只是在1895年李鸿章失势后，才不得不将收入大量上缴国库。[92]

李鸿章这一企业网大大加强了他的政治军事权力。轮船和铁路为其陆海军运输军队和辎重提供了可靠的保证；煤矿为其轮船、火车提供能源，为其制造局提供燃料；电报线为其陆海军提供了迅捷的联络手段，并为其外交谈判提供信息，据说其他国家外交人员在天津电报局发出的电信的抄件在一小时之内就能到李鸿章手中[93]，而且，他在上海的电报线与海外电缆相连接，在云南和广东的与法国的相连接，在满洲里边界的与俄国的相连接，使其极易与世界各国首都取得联系。轮船招商局的漕粮运输使李鸿章一箭双雕：一方面，因为北京依赖于江南稻米，他可以通过招商局部分控制漕粮的运输，这样就使他在首都政治舞台上有了潜在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从漕粮运输中得到的利润可用来购置军械，1880年，李鸿章就曾被允许预支了招商局漕运赢利的100万两银子支付他在英国订制的若干军舰的价钱。[94]

李鸿章从他的企业网中得到的最大的政治利益之一是这些企业使他能够源源不断地广施赞助。赞助，和财富一样，是中国政界一个重要工具，李鸿章就是用它来提高自己的地位的。官吏们都有亲戚，亲戚需要差事干，李鸿章的这些企业就是他们得到肥缺的一个源泉，反过来，李鸿章获得了这些官吏对其各种计划的支持、政府贷款被顺利批准及其他好处。不幸的是，由这些官吏推荐来的这些人才具平庸，他们前来任职降低了他的办事效率。1879年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郑观应说，由这些官吏推荐到招商局任职的那些人毫无经验，他们想既当官而又不办事，只是坐支干薪。[95]李鸿章对这由资助引起的弊端并非视而不见，但是这是揽权固位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因而，他并不试图改变这种状况，而是利用它。[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