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11/15页）

从理论上讲，公使和使团都直辖于朝廷和总理衙门，1877年朝廷下令各公使每月向总理衙门汇报情况，但是，这一旨令却鲜被遵守，事实上，总理衙门只得到处理日常事务的权力。按照惯例，驻外公使可越过总理衙门直接上奏皇帝，但是他们的电信是由李鸿章设在上海的轮船招商局总部中转的，因而毫无疑问李鸿章也能得到一份电信抄件。反过来也是一样。朝廷的指示是由兵部送交在天津的李鸿章拍发给各公使的，因而，李鸿章对正在进行的事情了如指掌，更何况公使们通常都与李鸿章保持着某种联系，毕恭毕敬地向他提供有关西方枪炮、轮船、新发明和政局等情况的情报。[107]

尽管李鸿章拥有如此广泛的权力网，但是，要想使其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效力，他还缺少一种必要的因素——最高权力。虽然他肩负着许许多多额外职责，但归根结底还是朝廷说了算。他的不幸就在于，他不得不依赖这样一个主子，这个主子从心底里是排外的，同时又惧怕国内各集团权势的增长，尤其是如果这些集团势力是汉人的话。正由于此，李鸿章从来没有能得到主子对他全心全意的支持，而这是他要战胜保守派对其自强措施的阻挠和同僚的嫉恨所需要的。在清朝政治体制下，每一位大学士、总督、御史、巡抚及其他高级官吏都有权对国家各种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因而，朝廷得以利用各种对立的意见，挑拨离间，达到防止地方督抚在某人领导下团结起来夺取最高权力的企图。李鸿章能够取得斐然可观的成绩，但是他不能够压制住他的敌手。而这些敌手时刻都在准备着乘人之危将他打翻在地。

李鸿章不是独裁者，而仅仅是一个总督，他的思想与政策具有令人厌恶的亲外色彩，因此，他不但不得不与那些也有自强思想的高官显吏如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等相竞争，而且还要忍受在人数上占优势的保守派无休止的批评。他对敌手们一方面是竭尽嘲讽之能事，另一方面又为他们的势力强大而由衷叹服，因此，尽管他把御史及其他保守派比作“盲眼‘书蠹’，欲以一不变之古方疗百疾”[108]，将其喧嚷形容为“犬吠”[109]，但是他还是密切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1877年保守派抨击郭嵩焘、反对出版其日记的喧嚣和中法战争中对李鸿章个人的恶意辱骂，使他强烈感到保守派势力是相当强大的，单靠他们的人数和众口一词的力量就是以使权位稍低的人物身败名裂。在1879年崇厚签订《里瓦几里条约》及其因此被革职拿问所引起的一片喧腾中，李鸿章与外国人一起合力保全崇厚的性命，据记载，李鸿章曾说，有四十道奏折请杀崇厚之头，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之下，不能想像有什么人能侥幸活命。他又说，五道奏折即足以把某人革职，十五道或二十道奏折则能置其于死地。[110]

关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李鸿章的基本政策由三点组成：（1）以他从同外国人打交道过程中和从以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的战争中得到的教训为基础重整国防；（2）严守与外国人订立的条约，使其无可指责抱怨；（3）与外国人发生矛盾时，不论孰对孰错，亦不论原因为何，须照其所请迅速办理。李鸿章从内心来讲并不是个和事佬，也不是个和平主义者，他是在拖延时间，以便在中国建立起抵御列强的力量。不管主战派如何喧嚣，他个人的亲身经历和他具有的关于西方的知识都告诉他：中国无力抵御外来进攻。[111]因而，为了购买外国武器，也为了争取时间，他不得不埋头顶着保守派的阻挠反对，顶着这个国家所奉行的政治信条和社会道德观念。

在中国政治装模作样的文雅门面后面，隐藏着一个半遮半露的地下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激烈的派系斗争，个人小集团、朝秦暮楚式的忠诚和凶狠残酷的暗斗。尽管法律禁止这些，在密折中对别人造谣诽谤却已成惯例[112]，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往往合二而一，或是被自私的、妒嫉的愿望所代替。机会主义者，还有那些牢骚满腹或谨慎戒备的追官逐权之徒，常常用冠冕堂皇的理由为借口，或使其敌手陷入窘境，或使其身败名裂。表面上看来交谊甚深的人，有时内心却隐藏着深仇大恨，表面上的亲密关系不过是幌子而已。[113]中国社会中人们追逐财富、地位和权力的强烈愿望使得任何一个仕途得意的官吏——不管他内心是如何关心国家利益——必然成为那些不如他的人们的攻击目标，地位越高，就越易受到攻击。李鸿章恐怕是中国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因而他自然就成了团结在较有权势的保守派首领们周围的那些机会主义者和一心向上爬的人们的主要攻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