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5/11页）

据认识李鸿章的西方人士描述说，李鸿章的私人生活是很简朴的。他饮食简单，习性谨严。[43]他在给父亲及朋友们写的碑文中，以典型的儒家思想强调节俭的观念，因而在西方人士中，他是以贪婪吝啬而臭名昭著的。[44]尽管李鸿章否认这一指责[45]，但是他显然不愿意轻易花钱，除非是花到有用的地方。

有钱就有权，正因为如此，李鸿章才对它孜孜以求。也是出于这同一个原因，他使用金钱时审慎小心，但是一旦需要，他也能慷慨大方。金钱使他通向朝廷的联络渠道畅通无阻，也使他得以聘用能干的幕友。他相信以名利相诱具有广泛的号召力，这是使人们将其精力贡献于某一特定目的的最佳刺激物。[46]他支付给幕友的薪金是多少从无知晓，但是其中许多人的确在他手下发了大财。不过，李鸿章得以身居高位、腰缠万贯并罗致幕友，却是依赖于三个支柱中的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即他的体格和品质。

李鸿章品性的诸多方面中，最突出的乃是他对做官和获取名利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但是对李鸿章而言，做官几乎就是为了做官，别无他意。

李鸿章20岁北上进京时，在下面这首诗中抒发了他的抱负，同时，也预言了他未来的生活道路：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丈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野鸥。

笑指卢沟桥畔月，有人从此到瀛洲。[47]

在本诗首行中，李鸿章表示他年届20，已为成人，正在去碰运气。清代以前，外出旅行时随身带剑是很普遍的事情。第三行暗示他将成为一代硕儒，远迈前贤。第四行中用一“侯”字，意味着他想要竭力仿效汉代班超这样伟大的军事将领。班超在“三千里”外的边境上因抗击匈奴而被封为“侯”。杰出的学者和政治家常常被比作“骥”，李鸿章也打算踵步前贤。卢沟桥即北京城外著名的马可·波罗桥（Marco Polo Bridge），许多名人曾从这里取道进京，取得了彪炳青史的功名，而这正是李鸿章的抱负所在。[48]

在写于同时的其他诗中，李鸿章更进一步抒发了他的宏伟抱负。他痛惜虚掷了20年光阴，无所事事，说为了有所作为，他必须离乡赴京，那里有许多著名学者，他可以跟着他们读书学习。[49]他将“功”、“名”二字作为奋斗目标[50]，发誓要趁着年轻努力用功，以便能成为达官显贵。[51]纵观他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没能成为名儒之外，这些诗中表达的其他愿望几乎都实现了。

曾国藩评价李鸿章，说他是“拼命做官”[52]。这一评价的确是中肯的：从1862年李鸿章担任江苏巡抚时起，到1901年他辞世时止，几近40年，除1882年因奔母丧离职数月外，他从没有离过职。即使在1895—1900年这一段声名狼藉的时期，他仍旧保留着几项官职，并期望有一天能东山再起。大多数中国官吏是逃避责任，而李鸿章却似乎是伸手包揽责任；他从不推卸令人棘手的任务，总是被寄望做创始性的工作。[53]他崇拜韩愈（768—824）[54]，似乎也遵循着韩愈的训诫：面对政敌和公众的反对，要勇于斗争，决不后退。然而，韩愈为之奋斗的是捍卫儒学，他决不会赞成李鸿章几乎是为官位的盲目献身。[55]

李鸿章一生中，自始至终表现出非凡的精力和勇气。如果说道德文章是和曾国藩联系在一起的，那么身体活力则和李鸿章联系在一起。[56]他至少有六英尺高，抬首挺胸，比大多数中国人都高。他饱满的精神状态衬托着他高大的身躯，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有一种粗朴的肌体力量。[57]他举止庄严高贵，给人一种聪敏、机智、果决的印象。[58]1896年他环游世界，到达英国后，即使当时他已是73岁高龄，他那威严的仪表还是引得有人这样描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