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第6/17页）

这一天可说是目有视，视陈东；耳有闻，闻陈东；口有谈，谈陈东。

事实上陈东之成为大众注目的人物，并不始自今天。自围城以来，他已三次上书“登闻鼓院”，请诛蔡京、王黼，直声已震于天下。

“登闻鼓院”是一个封建式的“民主机构”，坐落在大内的宣德门外。院门口有一只硕大无比的“登闻鼓”和一口收纳奏章的铜柜。根据朝廷规定，一应士庶人等如有不平之事，不管是公事私事都可击鼓申诉，把各种形式的“申请书”“呼吁书”通过这个机构上达天听。“天”是否愿意听一听老百姓的申诉呼吁，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至少在表面上总算是提供了一条通天的渠道。

由于陈东要申诉的不是个人的利害恩怨，而是代表东京百万人民的共同呼声，这使得平常惯于倾听大臣们翻云覆雨奇谈怪论的渊圣皇帝两只软耳朵，也不得不稍微张开一点，听听下面的意见了。

“六贼”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又是导引太上皇走上邪路的奸佞便嬖，不诛六贼无以平民愤、谢天下。在这个时候，朝廷如能做一件顺应人心的好事，就能使民气振奋，与朝廷同心同德，共挽狂澜；反之，如果还有人不肯割断与六贼的关系，或者怕牵连自己，徇情枉法，使用各种手段包庇六贼逃脱法网，其结果必然引起更大的民愤，最后，引火烧身，自己也免不了受国法和舆论的惩罚，这是略具一点政治常识的人都可看清楚的。

但是陈东第三次上书的意义还远远不止于此。原来这时蔡京闲居洛阳，在政治上已无能为力。其余童贯、朱勔、李彦三人随太上皇之驾，避“狄”南方，随着太上皇的倒霉，他们也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朝臣们弹奏迭上，朝不保夕。王黼则因与李邦彦积有私怨，早被定罪流放衡州，行至京师附近的雍丘县负固村地方，被一群披着“劫盗”外衣的官差捉住斩首（这是朝廷不敢对王黼明正典刑，托言盗杀，杀死他了事），京师的家也受到民抄，霎时间人财两空。他是六贼中下场最早的一个。

蔡、童、李、朱四贼的命运尚在未定之天，只有梁师成因在太上皇时保护太子有功，渊圣即位后，对他倍加眷顾，他的声势比较当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邦彦当太宰、王孝迪当中书侍郎，都靠他这根内线牵引。此外，宫廷内一批有脸有权有势的大内监陈良弼、朱拱之、王孝杰、张迪等也莫不是梁师成的党羽，有的是老关系，有的是新搭上的线。内监中，他还有一个死党，名叫邓珪，当时奉渊圣之命去河北公干，被金军俘获。斡离不、刘彦宗二人稍假辞色，就使他心甘情愿地成为金朝派往宋廷的内奸。他来往城内外，都可出入无阻，成为双方议和的牵线人。

所有这些人都以梁师成为“内主”，可以说他是朝廷内主和派的总后台。

陈东擒贼擒王，在第三次上书时，矛头直指梁师成。他强调“且恐师成在陛下左右，浸润弥缝，无所不至……师成不去，同恶尚在，深恐陛下威福之柄，未免窃弄于此人之手，群贼辈倚为奥援”，从而要求皇上“当机立断”，下决心去掉这个呼吸通神、为祸无穷的神奸巨憝，挖掉了这株老根，才能尽削主和派的枝叶，天下事庶几有望。

陈东这样尖锐露骨的议论，涉及整个朝臣班子的去留，这当然要引起一时的震惊了。

有人做了一件大事情，心里得意，不知不觉有些头重脚轻起来，连身体也会膨胀，似乎他这个人已充塞于天地之间。有人趁一股勇气办成一件大事情后，忽然“后怕”起来，颇有痛定思痛的味道，反而变得胆小如鼠。陈东上书后，既没有得意，也没有害怕。当初未上书时，心里有一种对朝廷尚未尽职，因而对国家欠了一笔债的沉重的感觉。现在宿债还清，包袱卸掉，十分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