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南朝策试制度及科举制的萌芽（第7/10页）

宋庾蔚之谓：白衣举秀孝，既未为吏，故不宜有旧君之朝。尊卑不同，则无正服，吊服加麻可也。今人为守相刺史又无服。但身蒙举达，恩深于常，谓宜如郑小同，吊服加麻为允。今已违适为异，与旧君不通议论、不奔吊，故举将丧(下阙)

由此语可知，到了刘宋时期，世风大变，秀才、孝廉“为守相刺史无服”、“与旧君不通议论、不奔吊”，已成普遍现象了。庾蔚之的态度是较为保守的，他仍认为举主对被举者有“举达”之私恩，认为应如曹魏郑小同之议，仍然采取吊服加麻的丧礼。但他也不得不承认，“白衣举秀孝，既未为吏，故不宜有旧君之朝”。如前述，南朝察举中居职而举者越来越少，“白衣举秀孝”者越来越多，“旧君之朝”的观念，自然日淡一日了。

为旧君反服，是封建时代的产物。《礼记·檀弓下》：“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欤?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但自官僚政治取代了封建贵族政治、“罢侯置守”之后，以理性行政下的上下级关系，去排斥诸如贵族与家臣关系之类的封建依附关系，就成了官僚政治的内在要求。根据理性行政要求，政府文官的性质是公职服务，文官应服从于非人格化的法理秩序，他们之间只能是工作关系，而不允许各种私人关系的涉入与干扰。文官的录用与晋升，都应仅仅依照其能力、功绩与资历，而不应被视为长官私恩，更不应由此建立个人间的忠顺与依附。早在先秦法家的政治行政思想之中，就已有这种意见了。如《管子·法禁》称：“故举国士以为己党，行公道以为私惠……此皆弱君乱国之道也，故国之危也”；“交人则以为己赐，举人则以为己劳，仕人则与分其禄者，圣王之禁也”。长官把吏员视为私属，把举达视为私恩，既不利于君主专制——“弱君”，又不利于公共行政——“乱国”，故应加厉禁。这种要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取决于各种因素的动态平衡。而秀孝为举主服丧制度的衰落，正反映了皇权——官僚政治对非理性因素的抵制。同时选官权力向中央集中，也是两汉以来的历史趋势。州郡长官的用人权力日益减少，而吏部用人权力不断增加。秀孝与举主关系的疏远，正是这一趋势的副产品。而察举由举荐吏员到考试文人，有力地推动着这一趋势。

四、自由投考的萌芽

南朝考试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发展，是自由报名应试制度的萌芽。王朝设科而士人投考，本是科举制的主要特征。在南朝的梁代，一些制度已经略具其意了。

据《梁书·武帝纪》，天监四年春正月癸卯诏曰：

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

前一章第四节中已经指出，这一诏书的意思是，对于所有士人(“九流常选”)，如果要在三十岁以前出仕，则必须通一经，除非“才同甘、颜”的特例。同书同卷又记天监八年五月诏：

学以从政，殷勤往哲。禄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造次以之。故负袟成风，甲科间出。方当置诸周行，饰以青紫。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

对于此诏的意义，唐长孺在《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一文中做过阐释。他引及《隋志》“五馆生皆寒门俊才，不限人数”一语，认为此诏是为国子生而发的。但他混淆了五馆与国学的区别，故其说法难以为据。

梁国子学天监七年复建，但至天监九年方成。故天监八年之诏，肯定与之无关。五馆建于天监四年，据《梁书·儒林传序》，五馆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既然“给其饩廪”，则馆生必有学籍；并知其自始即有射策除吏之法了。又如《梁书·儒林贺玚传》记其主讲一馆，“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对策至数十人”。而贺玚天监九年卒，其弟子之对策者，未必皆在天监八年五月诏之后；而且从其语气文义看，这种“明经对策”不是指馆中日常的考核，而应是一种正式的入仕资格考试。又天监八年五月诏称“负袟成风，甲科间出”，亦见此诏之前，已有明经对策之事了，并且此时国学未成，“甲科”当出于五馆。就是说，天监八年诏通一经者策实叙录之制，可能不会仅仅为五馆而发，它面向“九流常选”，应包括自学者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