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第15/22页）

认为“铁托主义者”永远不会成为可靠的朋友和盟友的莫洛托夫，在苏南关系于1955年和解后又开始变坏的时候，想必有一种既苦又甜的感觉。尽管铁托支持苏联的决定，对匈牙利进行干涉并免去匈牙利领导人伊姆雷·纳吉的政治职务，但当纳吉和他的同志们最后几乎是误打误撞躲进了布达佩斯的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候，他还是感到很为难。铁托珍惜南斯拉夫在国际上的独立的名声，拒绝把纳吉交给苏联人。在铁托与克里姆林宫的各位领导人之间随后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接着，在1956年11月11日的普拉（Pula）讲话中，铁托谈到斯大林主义的“体制原因”，认为匈牙利悲剧的部分责任在于苏共内部的保守势力。他还说，共产党现在可以分为两类：要么是斯大林主义的，要么是非斯大林主义的。此次讲话激怒了赫鲁晓夫，他有几年一直说它是“背叛的、卑鄙的”。主席团通过表决决定，在《真理报》上与铁托进行公开的意识形态论战。在克格勃设法将纳吉及其同志从南斯拉夫大使馆骗出来并逮捕和关押在罗马尼亚之后，形势并没有好转。后来，罗马尼亚人又把他们移交给亚诺什·卡达尔（Janos Kadar）的匈牙利傀儡政府。纳吉和他的一些同志在经过秘密审判后被处死，此举得到了克里姆林宫和欧洲的各位共产党领导人的同意。铁托在私下里想必是松了口气，而在公开场合，南斯拉夫政府则对处死纳吉等人表示抗议。

无论是在斯大林主义者还是在反斯大林主义者当中，赫鲁晓夫的出尔反尔都削弱了自己作为国务活动家的权威。中央委员会收到大量党员来信，里面充满了对赫鲁晓夫领导能力的失望，甚至是鄙视。有人要求恢复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的名誉，并警告说，如果赫鲁晓夫继续为所欲为，苏联就会在敌人面前束手就擒。其他人则表示不清楚党中央是不是有“两个赫鲁晓夫”：一个谴责斯大林，另一个却要求苏联人民向他学习。

集体领导体制的终结

赫鲁晓夫的权威遭到削弱，这给了他在主席团的对手联手反对他的勇气。1957年6月，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觉得此时正是扳倒赫鲁晓夫的好机会，于是便在主席团会议上对他发难。赫鲁晓夫是极少数没有看到自己的权威地位处在危险之中的人之一。“他似乎是有意树敌，”米高扬后来回忆说，“但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竟然与自己从前的盟友如马林科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的关系也疏远了，后者都参与到反对他的阴谋之中。就连德米特里·谢皮洛夫也认为，赫鲁晓夫该走人了。但是，对于这些阴谋者来说，问题在于他们在政治观点上不一致：莫洛托夫和谢皮洛夫批评赫鲁晓夫的角度大不一样，原因也不相同。阴谋者们还忘记了一点：赫鲁晓夫手中掌握着所有的国家权力。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都是赫鲁晓夫的门徒，他们支持他反对主席团中的统治者。事实证明，国防部部长朱可夫元帅和克格勃主席伊万·谢罗夫，是整个危机期间起到了关键作用的盟友。在书记处成员及朱可夫和谢罗夫的帮助下，赫鲁晓夫紧急召开了中央全会，恢复了自己的最高权威并指责阴谋者是“反党集团”。有关1957年6月全会的材料，尽管明显偏向于获得胜利的赫鲁晓夫而不利于作为他的对手的“反党集团”，还是可以使人对于苏联错综复杂的政治内幕和对外政策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反对派指责赫鲁晓夫破坏集体领导，在对外政策的决策和其他问题上一手遮天。莫洛托夫公开反对赫鲁晓夫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原则，即苏美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协议，可以成为缓和国际局势的坚实基础。莫洛托夫的看法是，只要有帝国主义，迟早会再次爆发世界大战。他还声称，赫鲁晓夫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忽视了“除苏联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作用。除了国际关系原则的分歧之外，莫洛托夫还很看不惯赫鲁晓夫的土气、粗鲁、不拘小节的作风以及他的个性化的外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