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第13/22页）

之所以出现这种意外的变化，主要原因想必是克里姆林宫的代表团离开波兰后哥穆尔卡在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他保证建设“社会主义”并履行对华约组织的义务。克里姆林宫的态度发生变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的反应。波兰人向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尤其是中国领导人发出呼吁，恳求他们说情并阻止苏联即将开始的入侵。后来，毛泽东在事后声称：“中国共产党明确拒绝了苏联[主张干涉]的建议，并立即派出由刘少奇率领的代表团到莫斯科，想要直接摆明中国的立场。”在中共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之后，毛泽东认为波兰危机的责任在于莫斯科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他在会后立即要求苏联大使巴维尔·尤金（Pavel Yudin）向赫鲁晓夫转达中方的意见：反对武力干涉。

10月23日，布达佩斯和匈牙利的其他地方都起来反抗共产党政权。鉴于这种显而易见的危险，苏联领导集体捐弃嫌隙，依照共识采取了行动。不过，以前的政治分歧和私人恩怨并没有完全消除。去斯大林化和新对外政策的倡导者们完全有理由反对苏联直接武力干涉匈牙利，因为那会使苏联1955年以来向西方推销自己热爱和平的新形象的努力付诸东流。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都明确表示，目前局面的责任在于这些政策和赫鲁晓夫本人。由于主席团还要继续依照共识采取行动，其内部的不和还不会导致公开的决裂。赫鲁晓夫的支持者，甚至包括赫鲁晓夫本人，都根据这些争论的方向和框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就像1953年春季和夏季有关德国问题的讨论一样，在匈牙利问题上的决策过程也是混乱不堪，这反映出形势以及克里姆林宫政治家们对于个人的和政治的考量的复杂性。10月26日，在主席团中，无论是赫鲁晓夫的支持者还是他暗中的敌人，都同意把苏联军队开进布达佩斯。不过，到了10月30日，主席团又主张谈判，并就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批准了有关新指导原则的宣言。

长期以来，外国观察家都认为该宣言是莫斯科的一个骗人的花招，但历史学家们近来了解到，该宣言是主席团经过复杂的争论的结果。正是在争论中最后才做出放弃在匈牙利动武的决定。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次出兵没能起到扑灭布达佩斯骚乱的决定性作用，还造成了大量伤亡。身在布达佩斯的主席团特使米高扬，坚决主张谈判和妥协。另一位特使米哈伊尔·苏斯洛夫也只好如此。朱可夫和马林科夫也支持撤军。

在主席团讨论中，一个意想不到的因素是受到来自刘少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压力。中国人在10月23日来到莫斯科，本来是要讨论波兰问题，但在克里姆林宫讨论匈牙利革命时他们却管起了闲事。毛泽东一开始并不了解布达佩斯街头的情况。他指示在莫斯科的代表团反对苏联干涉波兰和匈牙利的事务。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华约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中国人居然建议苏联领导层遵守万隆会议的“和平共处”等原则。显然，毛觉得此时是个好机会，可以趁调停苏联人与其东欧卫星国关系之际，教训一下苏联人，灭灭他们的“帝国主义”气焰，并提高中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受其支持者以及中共意见的影响，赫鲁晓夫建议谈判并根据中国人的建议发表宣言。

建议对匈牙利采取放任政策造成了主席团的分裂。布尔加宁、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认为苏联有权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这自然意味着苏联可以用武力恢复共产党政权。当时的外交部部长谢皮洛夫发表了雄辩的讲话，赞成撤军。他说，事态发展的过程说明，“我们与这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出现了危机。反苏分子遍布”中欧，所以，宣言只是在苏联与其他华约国家之间“消除强制命令”的第一步。朱可夫、叶卡捷琳娜·福尔采娃（Ekaterina Furtseva）、马特维·萨布罗夫也一个接着一个发言支持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