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第14/22页）

第二天，也就是10月31日，不干涉主义的势头被逆转了。当时，主席团通过投票，一致同意命令伊万·科涅夫（Ivan Konev）元帅做好准备，对匈牙利进行决定性的武力干涉。马特维·萨布罗夫提醒主席团注意，如果对匈牙利进行武力干涉，那将“证明北约是正确的”，这一点他们在昨天已经取得了一致。莫洛托夫冷冷地回击说，“昨天的决议只是个折中方案”。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也都这样认为——这就推翻了他们二十四小时前刚刚说过的话。

有些学者把这种惊人的出尔反尔归因于外部的事态发展，尤其是：有报告说匈牙利共产党人遭受了可怕的私刑；哥穆尔卡担心如果匈牙利共产党政权垮台，下一个就会轮到波兰；法国、英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在苏联国内也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波罗的海地区和西乌克兰发生了骚乱，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城市的学生举行了反饥饿的罢课和示威活动。在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群体中，对领导层的信任已经下降。不过，所有这些因素和新的情况前一天就已经存在。法英对埃及的宣战不太可能引起赫鲁晓夫立场的转变。例如，在10月28日，这位苏联领导人对于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这样说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埃及挑起事端。我们不要跟他们搅在一起。”换句话说，他不希望苏联被看作侵略国，准备入侵别的国家。然而，在10月31日，对于同样的形势赫鲁晓夫却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如果我们离开匈牙利，就会大大助长美、英、法那些帝国主义分子的气焰。他们想先搞掉埃及，然后就是匈牙利。”扭转局面的决定性消息是匈牙利领导人伊姆雷·纳吉（Imre Nagy）的声明：他的政府已决定让匈牙利退出华约组织。

赫鲁晓夫陷入了困境。他不想破坏自己的对外政策和苏联的新形象。同时，他又一直担心苏联有可能退出中欧，那样一来，他在领导集体中的对手就会占得上风。他的担心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党组织中的多数人以及军队的上层都认为，激进的去斯大林化是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犯下的大错。10月31日，赫鲁晓夫抢在他的批评者之前主张采取强硬手段，要不然，一旦他“丢掉”匈牙利，他们就会掐住他的脖子。与此同时，鉴于莫洛托夫批评他采取单边主义行动，赫鲁晓夫决定，只有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中共以及铁托的南斯拉夫同意的前提下，才会采取武力干涉。经过数日的奔走与磋商，武力干涉的选择终于得到一致赞同。1956年11月4日早晨，科涅夫元帅的军队入侵匈牙利。米高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苏联对匈牙利的干涉“埋葬”了缓和的希望。在苏联国内，对学生、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逮捕和驱逐的浪潮取代了自由化进程。走出危机的第一书记看上去几乎像个瘸腿鸭。在11月初主席团有关匈牙利问题的讨论中，赫鲁晓夫一反常态，默不作声。当他像以往一样想要责备莫洛托夫的时候，后者斥责他说：“你不要再对我们充老大了。”中国领导层对苏联人讲话的声音也开始比以前高多了。据中方对事态发展的描述，中国的干预拯救了波兰，使之免遭苏联的入侵，但后来又帮助犹豫不决的赫鲁晓夫下定决心，在匈牙利恢复“社会主义”。在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周恩来访问了中欧，然后又在1957年1月18日访问了莫斯科。周恩来向赫鲁晓夫提出了三点批评：缺乏全面的分析；缺乏自我批评；缺乏与兄弟国家的协商。他在离开时的印象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还不够老练，政治上还不够成熟。

处于弱势的赫鲁晓夫需要毛的友谊因而容忍了中国人的新角色。在与周恩来会谈时，他接受了中国人的批评。在中国大使馆的招待会上，他要求全体共产党人“向斯大林学习如何战斗”。后来，莫洛托夫带着讥讽回忆说：“当周恩来同志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大讲特讲，所有人都要成为斯大林那样的共产党人；但当周恩来走了，我们就不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