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第10/26页）

联合国的伊朗问题听证会被安排在3月25日。当莫洛托夫开始做准备的时候，他发现苏联陷入了外交上的孤立。“我们开始[在伊朗问题上]进行试探，”他回忆道，“但没人支持我们。”斯大林没有料到伊朗危机的深远影响。他认为有关伊朗的大惊小怪只是对神经的又一次考验，是少数国务活动家之间在较劲。他不明白美国的干预为什么突然之间加强了。在举行联合国听证会的前一天，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下令立即撤军，并指示驻德黑兰的苏联大使与盖瓦姆达成协议。不断施压，直到快要发生冲突才后退，这种行为模式反映了斯大林对国际事务运作方式的理解。不过，损失还是造成了：斯大林对伊朗的施压，连同他对土耳其的挑衅，使苏联走上了不仅与杜鲁门政府，还与美国大部分公众舆论为敌的道路。

心灰意冷的阿塞拜疆民主党领袖贾法尔·佩舍瓦利（Jafar Pishevari）感到被人出卖了。为了表示安慰，斯大林给他写了一封极其虚伪的信。他坚称，由于更重要的“革命”原因——这些原因佩舍瓦利是无法理解的——苏联不得不撤军。如果苏军继续留在伊朗，那将“削弱我们在欧洲和亚洲的解放政策的基础”。他接着还说，苏联的撤军将使英美在其他国家的军事存在失去合法性，并推动那里的解放运动，因而“会使我们的解放政策更加合理有效”。

苏联的外交失败起初并不明显。斯大林在1946年4月的一段时间觉得，事实证明自己的政策是有效的。当时盖瓦姆同意给予苏联人石油开采权，就等新选出的伊朗议会的批准。只是到了9月份，斯大林才承认：伊朗议会不会批准盖瓦姆做出的让步。他像往常一样，把此事归咎于自己下属的“失察”，但是没有惩罚任何人。10月，伊朗总理策划了右翼分子对分离主义者的镇压。伊朗北部失去苏军支持的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政权，是注定要失败的。当伊朗军队开进北部省份的时候，斯大林抛弃了反叛者，让他们听天由命。面对巴库传来的苦苦哀求，他为阿塞拜疆民主党的精英和一些避难者开放了苏联边境，但别的就无所作为了。这次行动失败了，但巴吉罗夫和苏联的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其他许多人，无视此次惨痛的失败，依然希望苏联与伊朗“万一发生军事冲突”，就有机会并吞伊朗的领土并“重新统一”阿塞拜疆。然而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从来就没想过，要为阿塞拜疆挑起一场战争。

几乎就在同时，斯大林又遭遇了一场局部的失利。1946年8月7日，苏联人给土耳其递交了照会，重申他们“联合”控制海峡的“建议”。照会对于领土方面的要求只字未提，而且苏联外交官还暗示说，如果在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些要求就从此不提。此时已得到华盛顿和伦敦支持的土耳其人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斯大林在其对土耳其的神经战中的新动作，又一次适得其反，在美国政治家和军方当中，引发了真正的“战争恐慌”。模糊的情报以及对苏军在土耳其边境附近集结的夸大的估计，使美国政界和军界有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对苏联实施核打击，包括乌拉尔地区的工厂和高加索的石油工业。这一次，就像有些证据显示的那样，斯大林可能意识到了自己离战争的边缘有多么近了，因而取消了行动。不过，他在公开场合还是一如既往地虚张声势，对美国在原子弹上的垄断地位不屑一顾。

斯大林这次还是不打算为了土耳其而跟美国发生冲突，这让格鲁吉亚官员很是窝火。大约就在此时，格鲁吉亚的高级官员阿卡基·姆格拉德泽（Akaki Mgeladze）在与外高加索军区司令费奥多尔·托尔布欣（Fedor Tolbukhin）元帅的私下谈话中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姆格拉德泽抱怨说，乌克兰人已经“收回”了他们所有的领土，格鲁吉亚人却还在等待。托尔布欣表示，他完全理解格鲁吉亚人民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