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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忽然扑哧一下乐了：“上帝啊，您的消息也太不灵光了。”她叫道，“妈妈，有人找你。”

一个灰色头发、系着围裙的女人来到大厅里。她的袖子高高地挽起，面粉一直沾到手肘。“您是莫莉・普莱尔吗？”我问道。

她讶异道：“自从一九四四年之后就不是了，我改姓霍华德了。”她笑了，“有什么事吗？”

我打开钱包，抽出一张剪报，跟戈李克给我看的那张差不太多。“我觉得您可能会对这个感兴趣。”

她瞪圆了眼睛，在裙子上擦了两下手，拽住我的胳膊：“请进，您快请进。”

我们在会客室坐下聊起来。那份剪报始终攥在她手里。“奇怪，”她说，“这个名字我肯定听说过，但是我从来没想过会是利亚姆。”

“那您也从来没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就像这样的？”

“我们这儿只有本地的报纸，我从来不看。太忙了。”

“那您怎么确信是他呢？您怎么确信他活着呢？”

“他给我写过信，”她说，“一九四五年的时候从美国写来的。就那一次。他说对不起让我担心那么久，还让我到那边去跟他结婚。”

她说话时的平静和坦率实在出乎我的意料。“那您回信了吗？”

“没有。”她说。

“为什么没有回呢？”

“没有意义。那个时候我已经嫁人了，比我大二十岁，人很好，很善良，而且不在意我是不是处女。”我恍然大悟。“嗯，”她说，“就是这么回事。”

她站起身来，打开橱柜，拿出一个旧首饰盒，又从挂在壁炉罩的钟后面摸出钥匙打开来。她从里边拿出许多东西供我观看。有写着诗的练习簿，生离死别的那一天里他留下的信，从美国写来的信，还有照片。

她把其中一张递给我：“这是我用柯达布朗尼相机拍的。”照片里的德弗林戴着帽子和风镜，穿着风雨衣，站在他的BSA摩托车旁。

她又递给我一张。也是德弗林，开着拖拉机，不过我看出了一点点不一样来。“这是我儿子威廉。”她只说了这一句。

“他知道吗？”我问道。

“他需要知道的全都知道。七年前我丈夫过世之后就告诉他了。你要去看利亚姆吗？”

“有这个打算。”

“把这张照片带给他吧。”她叹口气道，“他很可爱。我无日无夜不在想着他在哪里，过得怎么样。”

她送我出门，握了握手。我走到车门前时，她又叫住了我。我回过头时，太阳恰好出来了。在那一刹那间，岁月的痕迹忽然褪去，她站在那里，一半藏着阴影，一半迎着阳光，仿佛德弗林的那个美丽的农村丑小鸭又回来了。

“请告诉他，希金斯先生，”她喊道，“请告诉他，我祝他总有一天能够找到他梦寐以求的梅欧平原。”

她关上了门。我钻进车里，离开了。

刚刚住进贝尔法斯特的欧罗巴酒店，我就给该找的人打了该打的电话，把我的意图告知了他们，然后就枯坐着苦等了两天。这两天里，发生了十八起爆炸案，三个士兵被打死——死伤的平民不算在内。

第二天的傍晚电话响了。我坐出租车来到皇家医院，一辆面包车在那儿接上我，五分钟之后又在一座房子前面把我放下。这座房子带着草坪，位于法尔斯路旁边一条毫不起眼的夹道里。甫一进门，两个健壮吓人的小伙子就熟练无比地搜了我的身，然后才放我走进起居室。

那个曾经叫做利亚姆・德弗林的人穿着衬衫，坐在窗边，正在一本练习簿上写着什么。他戴着眼镜，桌面手边上有一把史密斯威森点38左轮手枪。他放下笔，摘下眼镜，转过身来。我看着这张面孔，尽管岁月已经蚀刻其上，还是能够看到另外一个人的模样。还是那双碧蓝色的眼睛，还是那种促狭的劲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