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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你病成这样，我很难过。”我说。

“我得了胃癌，已经无药可治了。主教很仁慈，派了达米安神父来接管教区的各种事宜，还允准我在这里终老。不过我找你来不是因为这个。我听说这一年你很忙啊。”

“我没明白。”我说，“上次我来这里的时候，你半点口风都不透。事实上，你把我赶出去了。”

“其实很简单。多少年来我本人只知道这个故事的一半而已。我突然发现，我很想趁着还来得及的时候，把故事听完整。”

于是我讲给他听了，因为我完全没有理由不这么做。故事结束的时候，外面的草坪已经逐渐被阴霾所覆盖，屋子里也有一半暗下来了。

“真不错啊。”他说，“你究竟是怎么把这些搞清楚的？”

“相信我，没有任何的官方依据。只是跟人们聊天而已，那些仍然健在，而且愿意谈谈的人们。最幸运的一点在于，我能够看到一本非常详实的日记，是整个事情的组织者，马克斯・拉德尔中校写的。他的遗孀仍然健在，住在巴伐利亚。现在我想听听，后来发生了什么。”

“所有消息都被严密封锁起来了。情报和安全部门的人援引国家机密法案，把村子里每个有关人员都单独叫去谈话。其实没什么必要。因为这些人很特别。你也看见了，他们遇到不幸的时候会抱成一团，对外人一律敌视。他们把这件事看成是他们的私事，跟别人谁都无关。”

“再加上西摩尔。”

“一点儿没错。你知道吗，西摩尔去年二月份死了。”

“我不知道。”

“他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开车回豪尔特的时候，车子翻下了滨海公路，被沼泽吞了。”

“那件事之后他怎么样了？”

“他的精神问题被证实了。在精神病院待了十八年之后，借着精神健康法案松动的机会放了出来。”

“可是大家怎么能容忍他生活在周围呢？”

“在这一带，至少有半数的人家都跟他有亲戚关系。乔治・王尔德的妻子贝蒂，是他姐姐。”

“上帝啊，”我说，“这我可真不知道。”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年来的缄默也是对西摩尔的一种保护。”

“还有一种可能性，”我说，“他那天晚上的行为让所有这些人都蒙了羞。这种事儿，遮掩下来总比宣扬出去好。”

“有道理。”

“那么那块墓石呢？”

“工程兵派到了这里，把村子清理了一遍，修好了受到破坏的地方，把所有的尸体都埋进了院子里的一个大墓坑里。什么标记也没有，他们吩咐说就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不这么想？”

“不光我不这么想，大家都是。战时的宣传虽然会带来很多影响，但是的确很有必要。我们去看的每一部战争电影，读到的每一本书、每份报纸，都把一般的德军士兵描绘成了粗鲁凶悍的野蛮人，但是这些人可不是那样。格拉汉姆・王尔德至今还活着，苏珊・特纳结婚生了三个孩子，这都是因为施泰因纳的一个部下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救下了他们。还有记住，在教堂的时候，他可把人们都放了。”

“所以才立起了一座秘密的纪念碑？”

“是的。安排这件事很容易。老泰德・特纳是个退休了的刻碑匠。刻好之后，我做了一次私人的圣事，然后就铺了上去，又隐藏起来不让一般人看见。虽然那个叫普莱斯顿的人的尸首也在里边，但是纪念碑上没有他的名字。”

“你们全都同意这么做吗？”

他的脸上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却带着萧索：“你可以认为这是对他本人的某种惩戒。用施泰因纳的话说，这是要在他的坟墓上踏几脚。那一天我非常地恨他，想亲手杀了他。”

“为什么呢？”我说，“是因为德国人的子弹把你搞成了残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