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26/29页）

[118]费正清、邓嗣禹：《清代纳贡制度》，载于《清代行政三论》，马萨诸塞，剑桥，1961，第135—144页。

[119]加藤繁：《论中国的行》，见《东洋文库研究部研究报告》，8: 45—83, 1936。Etienne Balazs: 《中国文化与官僚政治》，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1、2、4章。马士：《中国公行考附广州行商述》，伦敦，1909，第24—27页。John Steward Burgess：《北京的行会》，纽约，1928，第211—213页。

[120]这里关于广州贸易的论述，主要依据以下著作：Tien-tse Chang：《中葡贸易：中葡材料之综述，1514—1544》，莱登，1934。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载于《清华学报》，1935年10卷1期，第97—145页。梁仁彩：《广东经济地理》，北京，1956。费正清：《中国沿海的贸易和外交：条约口岸的开放，1842—1854》，马萨诸塞，剑桥，1953。程维新：《宋代广州市对外贸易的情形》，见《食货》1.12: 26, 1935年5月16日。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朝制度考》。Michael Greenberg：《英国的贸易与中国的开放》，剑桥，1951。Louis Dermigny: 《中国与西方：十八世纪广州的商业》，巴黎，1964。

[121]H.F.MacNair: 《中国近代历史文选》，上海，1923，第48页。《中国战争，1860，书信与日记》，第24页。

[122]福建、潮州。这些沙船最初来自现在的厦门（福建）和潮州。

[123]FO17/30，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FO288/143，快件169，附件1, 1852年10月28日。

[124]广州的东半部属番禺县管界，方圆25英里。三角洲地区至此到头，散布的乡村由纵横交错的道路而不是由河流联接起来。从黄埔港向北，番禺县平原地带渐渐贫瘠，一直延伸到小山脚下，每一块能种植的土地均已开垦。城的西半部属南海县。东西长18英里，南北长35英里。它联结了番禺县与顺德县，主要是三角洲土地，差不多像顺德县一样富裕。人口稠密，多是种桑养蚕之人与农民。不那么肥沃的山地也种植了甘蔗，在这方面，仅次于清远县。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册，第453—454页。

[125]Henri Pirenne：《资本主义社会史进程》，载于Bendix和Lipset编：《阶级、地位和权力：社会阶层读物》，伦敦，1954，第504—506页。

[126]Etienne Balazs：《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载于《东方社会经济史杂志》，3: 196—216，1960。何炳棣：《扬州盐商：中国十八世纪商业资本研究》，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7: 130—168, 1954。

[127]Everett E.Hagen: 《社会变化的理论：经济增长如何开始》（以下简称《社会变化的理论》），1962，第60—66页。

[128]WO1/461, 1841年6月21日义律致印度总督的信，附于印度事务部1841年11月6日致史坦利勋爵的快件中。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29]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30]义律希望做成律劳卑没能做成的事。所以，他愿意通过公行上“禀”，而不坚持直接“照会”总督。他认为，重要的是通知对方，他是政治代表而非商务代理人，尽管这意味着利用卑屈的交往方式。但巴麦尊否决义律使用“禀”而坚持要他与总督直接交往。见W.C.Costin: 《大不列颠和中国，1833—1860》，牛津，1937，第31—37页。

[131]FO17/46，“义律在伦敦时致阿伯丁伯爵的密信，无编号，1841年11月8日。

[132]FO17/48，“义律—卧乌古”，快件21，附件3, 1841年5月24日。

[133]《卧乌古子爵》，1: 168、1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