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 （1839—1841）（第27/29页）

[134]FO17/47，“义律—巴麦尊”，快件12, 1841年3月2日。

[135]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36]《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73页。

[13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 14下。

[138]《中西纪事》，卷13, 1上。《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第489—490页。《林文忠公全集》，卷2, 5上。John J.Nolde对此问题也作过分析，见《广州城问题，1842—1849，中国的反洋人主义及其对中西外交关系影响之初探》（以下简称《广州城问题》），博士论文，康奈尔，1956，第34—39页。

[139]FO17/48，“义律—巴麦尊”，快件17, 1841年4月16日。

[14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9, 21上—21下。

[141]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台北，1960，第300—305页。

[142]何炳棣：《中华帝国中成功的阶梯：各种社会可变性，1368—1911》，纽约，1962，第83页。《中国丛报》，2∶238—239页，1833年5月—1834年4月。蒋廷黻：《广州公行与官府》，载于《中国社会政治科学评论》，15.4: 606, 1932年1月。关于伍氏家族的早期发展，详见Wolfram Eberhard著《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动》，莱登，1962。

[143]《夷氛记闻》，卷3。《复仇神号在中国》，第95—96页。

[144]FO17/46，快件6，附件2，琦善奏英译本（此处引据原中文——译者）。《夷氛记闻》，卷3。

[145]《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34、207页。《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36页。《林文忠公全集》，卷6, 2上—2下；卷8, 34下；卷9, 1上。

[146]《林文忠公全集》，卷8, 31上—35下。《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94—95、101—102页。

[147]《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见《清华学报》，10.1: 106页。

[148]《林文忠公全集》，卷1, 5上。《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4页。

[149]对儒学家说来，文化就是一种技术，掌握了它们，包括文字，就意味着可以统治野蛮无知的弱者。关于中国官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见李侍尧关于1759年洪任事件的奏折，载于《史料旬刊》（北平，故宫博物院，1931年；台北，1963年，影印本），天：307上。

[150]律劳卑爵士1834年受巴麦尊派遣，去中国管理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废除后的中英商务关系。不幸的是，他企图直接与广州的总督打产道，结果导致了商业禁运。英国人显示力量对中国人丝毫不起作用，对英国人说来是一次令人困窘的丢脸的行为。

[151]梁阿发是马礼逊的少数基督教信徒之一。他的小册子对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有巨大的影响。

[152]W.H.Medhurst（麦都思）：《中国：现状和未来，着重于福音的传播》，伦敦，1838，第278—280页。

[153]《中国：现状和未来，着重于福音的传播》，第289页。

[154]《林文忠公全集》，卷8, 34下。

[155] 《鸦片战争在中国》，第79页。

[156]伍崇曜，著名的怡和行第五代人，1833年9月起接办家业。见《广东十三行考》，第226—234页。Arthur Hummel（恒慕义）：《清代中国名人传》，第867—868页。《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动》，第82—84页。

[157]《东莞县志》，卷34, 18下。

[158]《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33、139页。

[159]《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9下、23上；卷31, 8上。《鸦片战争》，第4册，第28页。

[160]Stanley Coben：《土著保护主义研究：1919—1920美国的红色恐怖》，见《政治学季刊》，79.1: 51—75页，196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