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化（第7/10页）

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与诗歌一直缺少合适的土壤，那就是本土大众。直到今天，写作对于巴西人来说依然是纯粹的牺牲，他只能为了文学理想而努力，却不能期许任何金钱上的酬劳。因为如若不是为记者和政客服务，就只能是对牛弹琴。大众由于不识字，无法阅读他们的文章；而贵族作为文化阶层的代表，则认为巴西作品无足轻重，所有的书籍都应当从巴黎购买。直到最近几十年，由于中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其文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情况才有所改变。我们激动地看到，像其他长期受到压制的国家一样，巴西文学一出现便立即跻身世界文学之列。在这里开办了越来越多的书店，书籍的印刷与装帧技术也日渐提高；文学乃至科学书籍都达到了很高的版次，会让十年前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而巴西的图书销量也超过了葡萄牙。欧洲的青年因政治体育分散了注意力；而在巴西，人文艺术却处于整个国家的兴趣中心。作为葡萄牙人的后代，巴西人天资聪颖、能说会道，能够感知语言之美。在巴西的信件与交谈中，语言之美无处不在；而在演讲之中，这种美感更是令人赞叹不已。巴西人热爱阅读；我们看到的所有工人、司机，在闲暇时间几乎都捧着一份报纸；我们看到的所有学生，几乎都拿着一本图书。他们是巴西全新的一代，并不像欧洲人那样对文学习以为常。在欧洲，文学作为一份遗产，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但在这里，文学却是他们自己的成就。通过对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的发现，他们得到了欢愉与骄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同其他任何国家相比，南美的人文创作可以得到更多尊重。由于图书价格低廉，现代文学的传播也更加迅速广泛。巴西人天生喜爱优美的文学样式，因此在民族文学中，诗歌长期居于首要地位。由史诗《乌拉圭》(4)与《马莉莉亚》(5)开始，巴西拥有了自己的诗歌创作，展现出了卓越的风格特点。在这里，诗歌能够成为潮流。这里的公共花园就像巴黎的蒙索公园或者卢森堡公园一样，修建了许多民族诗人的塑像，甚至在世的诗人（如卡图卢·达·巴伊西奥·西阿伦斯(6)）也能享受同样的待遇。而广大民众则会收集印有诗人头像的银币，借此表达他们的敬意。巴西是少有的仍然尊敬诗歌的国家，巴西文学院中有一大批诗人，他们为语言增添了迷人的色彩。

在散文、小说方面，巴西若想脱离欧洲模式，还需要更多时间。即使若泽·德·阿伦卡尔(7)的《瓜拉尼》与《善良的印第安人》也仿照了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以及费尼莫尔·库柏的《皮袜子故事集》。在阿伦卡尔的作品中，只有外在主题与历史色彩是巴西式的，人物心理与艺术特色则来自国外。

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才出现了两个真正的代表人物——马查多·德·阿西斯以及尤克里德斯·达·库尼亚，巴西由此跻身于世界文坛之上。对于巴西来说，马查多·德·阿西斯就像英国的狄更斯或者法国的都德，能够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自己的祖国与人民。他是一个天生的讲述者。在他的作品中，温和的幽默与怀疑主义结合在一起，能够给予读者以独特的享受。在他最有名的杰作《沉默先生》中，塑造了一个不朽的形象。这个形象对于巴西的意义，就同大卫·科波菲尔对于英国或者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对于法国的意义一样。凭借简洁的文字与人文视角，马查多·德·阿西斯堪比同时代的欧洲小说家。

与马查多·德·阿西斯不同，尤克里德斯·达·库尼亚并非一位专职作家，而其民族巨著《腹地》的诞生也只是出于偶然。尤克里德斯·达·库尼亚是一名工程师。在军队出动抗击卡努杜教徒（一个巴伊亚腹地的反叛邪教）时，他作为《圣保罗州报》的记者随同前往。他的这次远征报道写得十分生动，并由此扩展成为一本书。里面有对于这个国家、这里的人民以及民族心理的大量描写，其视角的深刻与敏锐尚无人企及。在世界文坛上，《腹地》绝对能与劳伦斯的《智慧七柱》相媲美，却很少为海外所知。这本书的描写恢宏崇高，视角丰富独特，又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一定能在无数的著作之中经久不衰。尽管巴西诗人与小说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却没有任何一部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