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 史（第7/22页）

这种低下的生活方式，乍看起来是耶稣会士不可逾越的障碍，事实上却简化了他们的任务。既然这些赤裸的人们毫无道德与宗教观念，便更容易说服他们。其他地方的人，或有固定的文化成见，或者受到巫师、圣徒、萨满控制，对传教士心存怨恨；而巴西的土著居民则恰恰相反。按照诺布莱加的话说，他们温和顺从得就像一张“白纸”，接受一切教化，服从新的指示。土著居民热情地接待了这些白人传教士，对他们没有丝毫怀疑：“无论我们到哪儿，都会受到友好接待。”他们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洗礼，心甘情愿、满怀感激地（为什么不呢？）追随传教士们，让这些“好白人”保护他们免受“坏白人”的迫害。作为专注的实践者，耶稣会士自然明白，这些食人者天真的盲从，他们的祈祷、跪拜，并不代表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即便在最成功的传教区域，在圣保罗和第比利萨(8)，有时仍能见到食人风俗的复兴。耶稣会士从不浪费时间统计征服了多少灵魂，他们明白真正的使命尚未完成。首先要让这些游牧部落定居下来，他们的子女才能得到抚养教育。要使食人部落的这一代人文明开化，已经不可能了。但若教育他们的孩子，使下一代人遵守文明礼仪，或许并非一件难事。

对于耶稣会士而言，最重要的便是建立学校。他们谨慎地采用了种族融合的办学方法，以便使巴西融合为一个整体，并且永远保持下去。他们有意识地聚集起茅草房中的印第安儿童，让他们同许许多多的混血小孩一起；并且不断请求送来更多的白人小孩，尽管他们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一切崭新的事物，只要有利于种族融合，他们都极力欢迎，即便是“在葡萄牙被称作恶棍的迷途浪子与流氓土匪”。他们有意在人民群众中培养大众领袖，因为土著人在宗教学习中，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兄弟而不是外国人，更愿意相信肤色相近的人而不是白人。与其他人不同，耶稣会士更关心下一代。这些现实主义者目标明确，只有他们能够看清巴西的未来。早在所有的地理学家之前，他们已然了解巴西的广袤，并对自己的任务进行了严格规划。这是一份长期的作战纲领，永远不得变更。其目的就是要在这片新大陆上，建立起统一的宗教、统一的语言和统一的思想。巴西完成了这些目标，更应当向这些传教士报以永恒的感激，因为正是他们，使它成为了真正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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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伟大的殖民计划中，耶稣会士所遇到的真正阻碍，并不像预想的那样来自土著人和野蛮的食人部落，而是来自于欧洲人，来自于基督徒和殖民者。直到那时，对于叛逃的士兵、落魄的水手或是囚犯来说，巴西还是一个异域天堂。在这里没有法律，没有约束，没有义务，每个人都可以随心所欲。他们不受司法或行政的严格管束，可以放任自流，随意妄为。那些在葡萄牙必须受到严惩的罪行，在巴西只是无伤大雅的玩笑。“赤道另一侧不存在罪责”，这是征服者的惯例。他们侵占土地，不论地点也不限数量；他们随意捕捉土著人，用皮鞭强迫他们干活；他们强占遇到的每一个女人，扩大一夫多妻的范围，生下众多的混血后代。这些人身上还留有劳教所的印记，在这里却像帕夏(9)一样，可以无视宗教律法，甚至再也不用动手劳作。这些最初的殖民者非但未给这里带来文明，连自己也变得更加野蛮。

要让这群残忍的乌合之众遵纪守法，改变懒散暴虐的习惯，真是一件艰难的任务。这些怜悯的传教士最无法接受的便是一夫多妻的淫乱行为。但换个角度来讲，既然不可能在这里合法结婚、组建家庭，又如何能怪罪这些姘居的人呢？在这个根本没有白人女性的社会里，又如何能组建家庭呢？为此，诺布莱加请求国王送来妇女：“恳请陛下将无家可归的女子送来这里，所有人都可以结婚。”贵族阶级显然不会将女儿送到这么远的地方，让地痞流氓当她们的丈夫。诺布莱加，凭借他高尚的精神勇气，甚至请求国王将堕落的女子、里斯本的妓女也一并送来。在巴西，她们都能找到丈夫。一段时间之后，宗教组织与世俗机构建立起了一些秩序。但在奴隶问题上，他们遭到了整个殖民地的疯狂抵抗。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奴隶制度一直是巴西最灼痛的话题。土地要靠双手耕作，可却没有足够的劳力。要想种植甘蔗、加工蔗糖，仅靠几个殖民者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这些征服者冒险来到这里，可不是为了跟锄头镰刀打交道。他们要当主人，就得解决这个难题——他们像猎人追野兔一样抓捕土著居民，用皮鞭强迫他们工作，直到这些可怜的人们精疲力竭倒下为止。这些冒险者辩解说，土地是他们的，地上地下的一切就都是他们的，这些两只脚的深色动物也不例外。他们才不在乎这些工人的死活；如果死了一个，他们可以找来几十个来代替。而抓捕本身就是有趣的体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