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在新纳粹种族国家的犹太人，1933—1939（第8/35页）

最初是集体的震惊，然后是愤怒、羞耻和疏远，这是典型的犹太人对纳粹仇恨运动的反应。维克托· 克伦佩勒是德累斯顿技术大学罗曼斯语教授，他在日记中写道：他感到自己生活在沙皇俄国或者亚美尼亚，被一个非理性的政权所质押，这个政权以纯粹的种族而非宗教来评判自己的民众。他承认：“对于德国，我实际上感到更多的是羞耻，而非恐惧。我一直真正地感到自己是德国人。”但是，许多犹太人依然不愿相信新的纳粹政府完全对他们的需求没有反应。莱奥· 贝克和其他著名的犹太领导人担心纳粹可能对德国犹太社区的所作所为，甚至公开赞同反犹太人的联合抵制。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拒绝纳粹的指控——德国的犹太人是不忠诚的——从而希望实现阻止对德国犹太人进一步的攻击。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无论他们如何满足他们的纳粹主人，纳粹都永不满足地制造大量的法律、法规和耻辱，将犹太人从这个国家边缘化、孤立化，把他们驱逐出去。

但是，联合抵制加强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团结。罗伯特· 维尔施在4月4日《犹太评论》的社论中写道：

犹太人的标志在4月1日强加在德国所有犹太人身上……每个人都知道谁是犹太人，逃避或者躲藏不再可能。犹太人的回答是清晰的——这是犹太人先知约拿说的一个短句：是的，犹太人！说“是”犹太人，是当下事件的道德意义……我们说“是”，并且骄傲地戴起黄色臂章。

罗伯特· 维尔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感到，犹太人要为在德国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假装成为了他们实际上不是东西——德国人。纳粹向他们提出了鲜明的挑战，这使得他们没有选择，除非像犹太人那样所想所为。但是，令人好奇的是，甚至维尔施在1933年春季依然相信犹太人能够维护德国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后来证明，在反犹太立法不断发布的情况下，这是一个维尔施和许多犹太人被迫放弃的幻觉。

4月7日，联合抵制后仅一个星期，《专业公务员恢复法》提出了“雅利安条款”，规定非雅利安背景的公务员必须强制性“退休”。排除在这一条款之外的是以下这些非雅利安人，他们在1914年8月1日前获得了政府的雇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前线作战过，或者他们的父亲或儿子在那场战争中被杀害。后来的让步是，犹太人前线士兵国家联盟给年迈的兴登堡总统提出了一个特别请求，使犹太老兵豁免即将推出的此法律条款之后，希特勒勉强许可了。当然，纳粹拒绝接受犹太参战老兵所提出的，有1.2万犹太人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这一要求。纳粹受到成见的迷惑，认为所有的犹太人都是懦夫和逃避责任的人，他们确信对犹太牺牲者的这种要求是纯粹的虚构。宣传部接着散布谎言，大意是：“所谓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1.2万犹太人是“自然原因”的结果，4月7日的法律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应该如何确定的明确规定。4月11日的补充法令对此作了说明，即在家族的任何一方有犹太祖父母，都被确定为犹太人。接着，就一个人的背景中犹太性的相对程度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因为一些更为“和蔼的”种族狂人要在这些半犹太人当中“保护”“有价值的”德国血统，他们相信，假如没有进一步的种族污染玷污他们的血液，这一血统是可能得到抢救的。1933年4月8日的《种族观察者报》发表社论：“我们的目标是对犹太种族和德国种族进行生理上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