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第7/8页)

[69]此后不久,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处向第三次全体会议提供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文学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不仅批评了杜金采夫,还批评了西蒙诺夫不久前在《新世界》杂志发表的《谈谈文学》和克朗在《莫斯科文艺》发表的《作家随笔》,指责他们“给那些需要阐明的问题造成混乱”。这个报告几乎重新肯定了30年代以来包括1946~1948年的一系列决议在内的党的文学路线,重新肯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唯一方法。报告竟然指责兄弟国家波兰的扬·科特、普希博斯和托埃普里茨以及匈牙利的卢卡奇、南斯拉夫的维德马尔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敌人”。[70]这是向文学“解冻”刮来的一次强烈的寒流。

就在这次寒流中发生了轰动世界的帕斯捷尔纳克事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曾属未来派,20年代成为先锋派诗歌的大师和领袖,却被扣上“虔诚的唯心主义”的帽子,一直受压制和打击。战后10年,帕斯捷尔纳克埋头写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医生,又是一名诗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年代的历史变乱中,他虽尽职尽责,救死扶伤,却历尽苦难。作者没有否定革命,也没有赞扬革命,只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人与历史”的这一重要主题。作者还写了《日瓦戈诗作》作为小说的最后一章。1955年底小说完成后,作者就把书稿寄给了《新世界》和《旗》杂志。《新世界》退回小说,并在退稿信中表明,不能发表。1956年5月,意大利电台驻莫斯科记者、共产党员谢尔捷奥·安杰洛在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陪同下到帕斯捷尔纳克家做客。帕斯捷尔纳克把自己的小说手稿给了他一份。安杰洛把它交给了米兰出版商菲尔特里内利。1957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还同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在意大利出版,西方其他国家相继也有译本出版。这部小说受到西方著名作家的称赞。1958年10月23日,帕斯捷尔纳克以其“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国小说的传统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5年前他就曾获这项奖金的提名)。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立即向中央打了一份要求采取严厉措施的报告。主席团在当天就做出决定,指示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批判小说的内容、揭露“国际反动派煽动冷战的手段”;通过西蒙诺夫劝告作家发表拒绝奖金的声明;组织并公布一批作家的表态文章。在上面的政治导向下,国内很快掀起了一场声讨作家的狂潮。克格勃领导人竟以驱逐作家出国相要挟。帕斯捷尔纳克被迫给赫鲁晓夫写信,并向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声明放弃奖金。这期间,克格勃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监控,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还传讯作家,并建议褫夺帕斯捷尔纳克国籍,驱逐出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经准备了文件,只是在国际压力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才决定放弃这一措施。[71]虽然帕斯捷尔纳克没有被驱逐出国,但却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处偏僻处所,在克格勃的监控下生活。作者曾写了一首《诺贝尔奖金》表达自己忧愤心情的讽刺诗,又一次受到威胁。1960年5月帕斯捷尔纳克离开了人世。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当年没有读《日瓦戈医生》,如果读了,可能就不会那么处理。其实,当时跟着政治指挥棒批判和声讨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家和群众,大都没有读过《日瓦戈医生》,因为作品还没在国内出版。对待一部重要文学作品的这种做法,充分暴露了这个制度的不严肃和领导人的主观随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