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第5/8页)

[62]西蒙诺夫建议删除章程中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第二句。大会的前7天很沉闷,只是在作家奥维奇金发言以后才活跃起来。奥维奇金不同意苏尔科夫对文学现状的估计。他说:“近年来文学里出现了许多灰色的、平庸的、粗糙的东西,不仅出现了,而且混到最高地位,混到了所谓带头地位,或者说得激烈些,混到了文学的代表地位”,成为“看齐的目标”。[63]他批评颁发文学奖金的制度不对头,不民主,没有估计到读者的意见,没有估计到公正的批评意见。他还批评西蒙诺夫作为《文学报》主编发表了不少论文,搅乱了一切标准,把平庸拙劣的东西捧上了天。肖洛霍夫也说:“近年来杂志上和书市上充塞着许多灰色平庸的文学作品,这股潮流泛滥成灾。”[64]虽然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试图把文学的“解冻”引向新领导能够控制的范围,大会对作家协会的章程作了某些修改,同时,把曾受到批评的特瓦尔多夫斯基、潘诺娃、格罗斯曼等都选入作家协会新的执行委员会,恢复了阿赫玛托娃作协成员的资格。但是,文学“解冻”的势头并没有被压下去,广大作家坚决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反对用政治来压制文学。上层领导不得不答应,今后不再随意逮捕或监禁作家。

1955年1月,赫鲁晓夫迫使马林科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这虽不能看作文学“解冻”的直接结果,但苏共领导层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无疑会影响文学的“解冻”运动。这一年,文学“解冻”开始涉及对斯大林时代某些历史的讨论。5月7日的《文学报》发表了《苏联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的专论。文章指责在某些描写卫国战争的作品中,个人崇拜的影响起了不好的作用。“对战争初期的困境常常轻描淡写。”[65]接着沙季诺夫中将在《伟大崇高的题材》一文中说:“战争初期常常被理想化”,臆造出来一个“积极防御”的神话。[66]同时,开始对斯大林时期遭到清洗的作家恢复名誉,先后被恢复名誉的有巴别尔、布尔加科夫、梅耶霍德、维谢奥利和基尔雄;还包括“山隘”派的伊万·卡达耶夫;“锻冶场”的诗人基里洛夫、格拉西莫夫、巴赫米季耶夫;犹太诗人戈洛德内和别尔格森;还有共产党员作家考尔左夫、雅申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娃等。为了出版被迫害者的作品设立了专门编辑委员会,有选择地出版了一些作品,如布尔加科夫的剧本、巴·瓦西里耶夫的诗歌和阿·维谢奥利的小说;对帕乌斯托夫斯基、李金和卡达耶夫的短篇小说作了修改后提供给读者。此后,官方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经典作家。阿赫玛托娃被《文学报》誉为“俄罗斯诗坛上天才和崇高的作家”。革命后在国内首次出版了蒲宁的作品集,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了前言。普拉东诺夫的一些作品也开始发表。而新创作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逐渐冲破官方的模式,出现了更多不同风格的、情节更加新颖的、故事内容的展开更加自由的作品。

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他把苏联自30~40年代以来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造成的后果。代表苏联作家协会在会上发言的苏尔科夫仍大谈苏联文学的成就,既没有对斯大林时期的文艺政策及其后的“解冻”做出正确评论,也没有对作家协会的工作进行自我批评。在他后面发言的肖洛霍夫则谈到苏联文学的落后问题。他不同意苏尔科夫以出版了多少书来夸耀文学的成绩,他说苏联有3773人参加作家协会,但大都是“死灵魂”。“在近20年当中,我们出版的富有智慧的好书是有数的”。肖洛霍夫在分析“文学落后的原因”时,一方面批评了大部分作家不同人民交往,不了解生活。在莫斯科大约住着1200个作家,他们生活在“三角形的迷魂阵里:莫斯科——别墅——疗养地”,不到工厂,不到农庄,“白白地浪费生命和才华”。另一方面,他尖锐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作家协会一直被看作是一个创作集体,却蜕化成一个行政机构,由利欲熏心的法捷耶夫把持着,他什么都干,就是不帮助作家从事写作。”“为什么过去的十五年中,竟没有人告诉他,作家协会不是一个军事组织,更不是一座监狱,没有一个作家再想在总书记法捷耶夫面前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