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学的“解冻”及其在俄罗斯文学发展中的地位（第6/8页）

苏共二十大以后的第三个月，也就是5月13日，法捷耶夫留下一封给苏共中央的信后自杀身亡。法捷耶夫在信中说：“我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党的自负而无知的领导所断送”，“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文学——这最神圣的事业——遭到官僚主义分子和人民当中最落后分子的蹂躏”。“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小孩子的地位，被意识形态恫吓，这一切被称为‘党性’。”“我被变成一匹拉重车的马”，从事“官僚主义的事务”，“落到头上多少吆喝、训斥、教训，还加上众多的纯粹思想意识罪过。”法捷耶夫终于对斯大林时期文学和他自己的处境做了如此刻骨铭心的哭诉。他悔恨交加，感到“作为作家，我的生命失去任何意义”。^{[68]法捷耶夫的自杀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法捷耶夫死后，西蒙诺夫在一篇文章中，用相当篇幅叙述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被批判的经过，以及作者痛苦的修改过程。应该说，法捷耶夫实际上是斯大林制度及其文学政策的牺牲品。}

苏共二十大对文学的“解冻”无疑是一次大的推动。对于斯大林及其功过的评价，首先涉及对反法西斯战争的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1956年，肖洛霍夫写了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叙述了一个普通战士索科洛夫在战争中的遭遇。他诚实地打过仗，曾被法西斯俘虏，经历了地狱般的磨难。胜利之后，迎接他的仍是残酷的现实。作家以极大的同情描写这个人物，实际上是对整个民族命运的极大关注。在那样的年代，索科洛夫的遭遇每一个俄国人都可能碰上。肖洛霍夫的小说对苏联的战争文学产生很大影响。此后许多此类作品，如库罗奇金的《战争就是战争》、沃罗比约夫的《牺牲在莫斯科郊外》和西蒙诺夫后来写的《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等，都把注意力转向对战争的全面深入的分析，不只叙述战争的胜利进军，而且也反映出现过的严重失利，特别注意分析战争和人民、战争和民族命运的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所触及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斯大林时期大镇压情况的揭露。1956年秋季，《新世界》杂志发表了弗·杜金采夫的《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就涉及这一题材。小说叙述了一个叫做洛帕特金的人的遭遇。他是一名物理教师，从事一项铁质排水管的离心铸造机的设计，屡遭失败，后来引起军方的兴趣，但却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被捕，被送到北极地区的集中营。斯大林之后恢复名誉，发明的机器被采用。但当年和他对立的人物没有受到惩罚却做了副部长。这部小说主题思想简单，结构松散，记叙冗长，从美学的角度看，并没有很高的价值，但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和《解冻》一样，它表达了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涉及当年镇压和集中营情况的作品还有加·尼古拉耶娃的《征途中的战斗》、尤里·邦达列夫的《寂静》、维·涅克拉索夫的《吉拉·格奥尔基耶夫娜》、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等。还有一批作品，像达·格拉宁的《个人的意见》、尼·日丹诺夫的《回乡途中》、亚·雅申的《杠杆》等，针砭了苏联官僚制度。

苏共二十大以后，文学的“解冻”仍然受赫鲁晓夫个人意志的左右。在发生了国内的第比利斯事件和国外匈牙利事件以后，赫鲁晓夫退缩了。在1957年的春夏，几次召开文学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会议，他亲自发表讲话，要求知识分子正确对待斯大林的成绩与错误，继续为共产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反对异己思想的影响渗入文学艺术。他点名批评了杜金采夫和在《莫斯科文艺》季刊上发表诗作《最重要的》的阿利格尔。他说：“《不仅仅是为了面包》满怀偏见的引用了一些反面的事实，对我们的立场作了歪曲的叙述，被国外反动派利用来反对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