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与苏共中央的收缩（第5/11页）

接下来，朱可夫发言稿批评了所谓“斯大林战役”和“斯大林的军事科学”的不实宣传。他指出，由各兵种在辽阔的国土上进行的现代化方面军战役或方面军群战役，不是一个人能够考虑、盘算、计划和实施的，而后来却把许多战役都命名为“斯大林战役”。朱可夫不否认斯大林曾设计并坚持了一些战役，但“这些战役都造成严重后果”。除了赫鲁晓夫报告中说到的，朱可夫举了几个实例：一个是损失严重的波罗的海沿岸利耶帕亚地区的战役，由于战役失败，斯大林撤换了3个方面军司令员；一个是华沙北部战役，由于盲目进攻造成成千上万人员死亡。他还举出在敌人向莫斯科扑来的严重时刻，斯大林硬是命令正在担任指挥任务的朱可夫和布尔加宁分别去夺回杰多沃村和红波利亚纳两个小据点，结果造成敌人从另外地区突破、向莫斯科猛攻的危险局面。朱可夫批评“为了迎合个人崇拜，我们这里根深蒂固的风行一种认识，认为苏联军事科学是斯大林重新制定的。”在《军事科学百科词典》中，把前人的格言和人所共知论点说成斯大林的天才发现。另外，把战争初期证明是错误的“反攻”奉为神明确立为未来进行战争的可能方法。朱可夫指出，苏联的军事科学是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军事活动家、军事科学工作者集体创建的。“迄今在军事工作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方面都打上了个人崇拜烙印”，战争已经过去11年，还没有一部能历史地、真实地总结卫国战争的书。个人崇拜实际上束缚了军事干部创造性的思想，应当使我们的军事科学首先面向现代化和远景发展的任务。他提出，应当重新出版伏龙芝和其他军事理论家的著作，还要重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外国的军事思想、军事技术的研究。

朱可夫发言稿的最后一个标题是“关于消除对从法西斯俘虏营返回祖国的前战俘的不正确态度”。朱可夫第一次提出斯大林时代这一重大问题。战争初期由于上面提到的情况，相当数量的苏联军人陷入包围，违心的当了俘虏。斯大林既不考虑被俘时的情况和当俘虏时的表现，也不考虑从俘虏营中逃出来的事实，不分青红皂白，未经法庭审判，把这些人一律送往惩戒营。战后返回祖国的绝大多数被俘人员都受到从流放到特殊居住地到处以极刑的各种惩罚。这样的做法当然是很不人道的。

朱可夫的发言稿送上去了，而中央全会的日期却一改再改。在5月7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鉴于在1956年5～6月计划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经互会会议和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共产党领导人会议，委托苏共中央书记处重新确定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召开的日期。6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定：将苏共中央全会推迟到秋季举行，认为必须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名义起草一封总结党组织对苏共二十大决议讨论情况的信函，发给党的全体基层组织。信函委托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牵头起草。由于中央全会没有如期召开，朱可夫也就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发言稿便在党中央的档案库中搁置了40年。

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除了上面说到的具体情况，主要是国内外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反应越来越强烈。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同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份秘密报告的全文。苏联当局调查发现，是华沙一名记者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那里拿到这个小册子。赫鲁晓夫怀疑是波兰共产党中央书记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泄露出去的。这名记者意识到，这是一份轰动性材料。他用了几个小时，将小册子复印，然后将复印材料寄给了住在以色列的亲戚。随后报告又从那里转到美国记者的手里。秘密报告立即引起了全世界各国媒体的转载和评论。共产主义营垒出现极大的疑惑与混乱。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透露的有关苏联的内部消息或负面材料，苏联官方一般都会予以批驳，称作“诬蔑”或“谣言”。各国共产党也都会跟着苏联的调子为其辩护。现在，竟从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口中说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学者便把这些事实同苏联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分析，指出其社会制度的固有缺陷。国际共产主义营垒中的一些大党，如中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或机关报先后发表重要的评论，对苏共的做法和斯大林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有些党还派出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一些国内力量比较弱的党，由于一直跟着苏联的舆论走，现在感到很尴尬，遭到很大压力，要求苏共做出解释。在苏共中央的档案中保存着各驻外使馆关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反应报告。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和决议。苏联国内也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且意见日趋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改变了方针，由“放”转到“收”，由继续批判斯大林转变到全面评价斯大林和纠正国内出现的一些危险倾向。为此采取了两项新举措，一项是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另一项是发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全体党组织的信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