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与苏共中央的收缩（第7/11页）

决议的第三部分集中反驳了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观点。决议说：“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做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什么改变的结论，或者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将是严重的错误。”尽管决议不得不一再承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党的事业和苏维埃社会造成严重损失”，“给党和人民造成很大祸害”，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创造性，但还是硬着头皮声明，它“不能改变而且也没有改变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任何个人崇拜都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议不仅反驳了那些认为个人崇拜是由于这一制度不民主的议论，把这种说法统统归诸敌对言论，而且也批评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提出苏联社会是否已经走向某种“蜕化”形式的疑问，说他没有事实根据。决议提出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本质。苏联的生产资料属于人民，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手中。认为个别人物，包括像斯大林这样的大人物在内，能够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那就是完全违反事实、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真理，陷入唯心主义境地。决议坚决否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由于苏联不民主。

应该说，这个决议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要站得高些，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比较全面，对于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不只指出斯大林个性和个人品质方面的原因，也分析了客观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但是，由于决议的作者既要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同苏联共产党、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分割开来，既要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不能损害党、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既要指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又不能否定苏联在他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既说个人崇拜限制了苏联的民主，破坏了法制，又要为苏联的民主与法制制度进行辩护，因而便导致了逻辑上的一系列混乱，矛盾百出，往往不能自圆其说。

决议发表后，虽然得到一些兄弟党的赞扬与支持，但是，许多党却围绕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突然揭露”，提出了一系列疑问。7月10日，赫鲁晓夫同到访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意共中央书记贾恩卡洛·巴耶塔谈到，意共对揭露个人崇拜“没有准备”，“经历了一个混乱时期”，在工作中引起“休克”。赫鲁晓夫辩解说：“做出这个问题的决定不是在筹备代表大会时，而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因此我们就没有机会与兄弟党协商，并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使肯定和否定的两个方面保持足够的平衡。”^{[65]原来，赫鲁晓夫把做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决定的时间有意推迟到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是为了对付各国共产党对这件事的指责。为了保持对外宣传的口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就继续采用这一说法。}

苏共中央主席团7月6日通过了勃列日涅夫起草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讨论情况和对代表大会决议执行进程》的致全体党组织的信函。^{[66]如果说6月30日的“决议”主要是对外宣传的，那么，这封发给全国各级党组织的信函则主要是对内的，针对二十大决议讨论中出现的一些激烈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一切怀疑和反对二十大精神的思想行动进行斗争。和“决议”一样，信函首先对二十大的意义进行了一番自我宣扬，指出其“伟大历史意义”和“巨大的影响力”：“就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定这一点”，然后才说，“与此同时，不应该避而不谈在一系列党组织会议上出现的反党演说，在这些演说中打着谴责个人崇拜的幌子，把党的政策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正确性置于怀疑的境地，对党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进行诽谤和中伤，不加区分地贬责和破坏党和国家机关。”信函点出了东方学研究所和莫斯科故事影片厂党组织以及其他党组织里某些共产党员在自己的演说中建议对整个党和国家机关进行清洗；在某个单位党组织的会议上，出现了旨在破坏苏联各民族友谊的充满民族主义性质的发言，并发表了蛊惑性的声明，提出了具有挑衅性质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把党员的注意力从讨论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上转移开，在党员群众中播撒对领导干部不信任的种子；在作家和艺术家的一些党组织会议上，出现了反对党关于思想问题的决议的言论。决议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存在着那样一些共产党员，他们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不应该把个人崇拜视为苏联社会一种固有的现象，为此所传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苏维埃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可能改变党的总路线以及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不可动摇的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