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官册干部制度的运行及干部队伍的变化（第4/6页）

经过党的组织部门的努力，至1929年1月，在苏联全体管理者中，联共（布）党员比例进一步上升达到76%。^[58]

1923年以后，斯大林不仅通过官册制度使领导干部政治成分逐渐一元化，而且通过这一制度清除了政治反对派。1924年1月列宁逝世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了复杂的党派纷争。这种纷争既有经济建设路线分歧的因素——随着恢复时期逐渐结束，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逐渐提上日程，苏维埃俄国是否继续沿着新经济政策的道路进行经济建设？托洛茨基反对派、新反对派以及“托—季联盟”等，与斯大林出现了严重分歧。当时的纷争还有浓烈的权力斗争色彩——列宁逝世以后，党内出现领袖真空。谁能接任列宁的领袖地位？局面并不明朗。^{[59]当时，经济建设路线方面的分歧与政治权力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还在列宁逝世以前，斯大林通过扩大书记处（他在1922年4月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权力，在党内的权力与地位迅速提升。但是，反对派的首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都是与列宁共同创建苏维埃俄国的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当时担任着党和国家要职，在党内有重要的影响和雄厚的组织基础。因此，若要打倒他们也并非易事。然而，由于斯大林是书记处书记，中央登记分配部是书记处的下属机构，斯大林得以通过中央登记分配部（后来是组织分配部）控制领导干部的任免，从而拥有了制服反对派的杀手锏。官册制度建立以后，在“提拔”干部是组织工作的主旋律，干部主要是向上流动的大潮下，斯大林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大量反对派领导干部调到基层部门或边远地区。根据中央组织局1927年4月4日的数据，1926年，在一系列中央机关（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托拉斯管委会、合作社中心等）领导干部的40%～60%，以及50%以上的工厂厂长，45%由中央直接任命的1号官册官员和由中央掌控的2号官册中工业部门的领导干部，在不到一年期间调到了较低的岗位上（苏维埃部门是27%）。^{[60]借助组织局和书记处，“‘新反对派’的所有活动家都从高级岗位上被清除出来，被派到了低一个级别的职位上。从1926年3月，新反对派的拥护者有计划地被调换到远方的省份。1926年5～6月份，组织分配部调动了1497个党的工作者，其中只有391个调到中央机关，而调到农业和民族地区的有980个”。[61]通过官册干部制度，斯大林在党和国家的关键岗位上任命了拥护自己路线的领导干部，从组织上彻底击溃了党内反对派，确定了自己的领袖地位，为贯彻其政治、经济路线奠定了组织基础。}

领导干部社会成分的变化

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实行依靠工人阶级的政治路线。在吸收党员时，明确贯彻工人阶级优先的原则。俄共（布）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决议曾明确强调，“在进行重新登记时（指党员——笔者注），对工人和农民无产阶级分子，必须把形式上的各种手续减少到最低限度，而对非无产阶级分子的入党，则应尽量加以限制。”^{[62]在提拔领导干部时，苏维埃政权也注意提拔工人担任领导职务。尽管做出这些努力，在官册制度创建以前，领导干部中工人出身的比例还是不高。以中央机关领导人为例，1923年4月工人出身的领导人只有32.1%。[63]}

官册制度建立以后，努力改变领导干部的这种社会结构。^{[64]在官册制度创建一年以后的1924年，工人被有计划地任命到最重要的岗位上，担任苏维埃省执委会主席、省检察长、省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省金融部主任、省银行部经理、地方企业厂长、省联盟主席、省土地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