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官册干部制度的运行及干部队伍的变化（第2/6页）

领导干部政治成分的变化

官册制度建立以前，干部队伍的状况令中央十分不满意。

首先是干部数量不足，尤其是共产党员干部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数量不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迅速组建了党、国家和苏维埃的领导机构，并需要立即向各级领导岗位派遣领导干部。苏维埃俄国最初的领导干部队伍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十月革命前参加革命的职业革命家，这批职业革命家组成了党和国家高级领导的核心。列宁去世的1924年，1917年以前入党的职业革命家在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中占92%。^{[39]但是，在夺取政权时期涌现的职业革命家数量太少，远远不能满足各个级别政权机关对干部的需求。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的第二个主要来源，是下层劳动群众——工人、农民、士兵。列宁认为，工农群众中蕴藏着大量有行政才能的人才，需要培养和提拔他们。十月革命后至20年代，布尔什维克党通过工农速成中学和三级党校体制[40]，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使他们能够胜任党、苏维埃和国家机关的组织管理工作，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补充了大批领导干部。苏维埃政权初期干部的第三个来源，是旧政权的管理人员。列宁曾经说过：“我们应当借用被我们推翻了的那个阶级的出身的人来从事管理，自然，这些人满脑子都是他们本阶级的偏见，我们应当重新教育他们。”[41]}

布尔什维克党掌握政权以后，尽管有上述三个来源补充干部队伍，但是情况很不理想：职业革命家数量太少，工农干部的培养需要一段时间，旧职员难以得到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领导干部的数量仍然严重不足。根据俄共中央的数据，1919年，由于领导干部不足，在省党委会中，只有12.5%的成员专职从事党的工作，82%的成员同时还要兼任苏维埃的工作。1919年夏，26个省的146个县党委会的基本成员虽然都是刚刚提拔到工作岗位的年轻的共产党员，而其中党的专职干部也仅有9%，85%的县党委会成员同时还需完成苏维埃的工作。^[42]

1921年国内战争结束，苏维埃国家从战争和军事转向和平经济建设，俄共（布）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首先需要向经济管理部门派出领导干部。但是，由于共产党员和工人出身的经济领导干部来源不足，苏维埃政权不得不提拔非党专家和旧职员到经济管理机关。1920年代初，在金属业生产管理机关，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比例近50%，纺织工业51%，采矿业61.9%。^{[43]与此相对应的是，经济管理机关中，共产党员和工人出身的干部比例不高。1920年代初，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了一系列部门和经济机关的干部状况，调查结果显示：293个托拉斯管委会的875个成员中，共产党员占37%（325人），无党派占63%（550人）。社会地位的情况是：工人占23%（203人），职员占21%（183人），农民占24%（209人），其他280人，占32%。[44]1924年情况稍有好转，但是在教育、行政、对内与对外贸易、工业建设人民委员部与粮食人民委员部、经济人民委员部、合作社与贸易等7个专业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干部中，非党派比例仍高达45.5%，俄共党员比例勉强超过一半——为54.5%。[45]中央登记分配部主席卡冈诺维奇对当时领导干部阶级成分和政治成分的结构极不满意。[46]}

转入新经济政策以后，在不得不任用旧的经济管理干部的同时，党中央部署以提拔党员领导干部的方法，来改造干部队伍的政治社会结构。在1920年8月战争基本结束时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了合理分配全体党员，提拔党员干部到重要领导岗位的任务：“由于转移到经济任务，目前在我们党的面前提出了特殊的组织任务。……全党的组织任务就是把党的队伍中的全部60万党员分配到各个党的工作岗位上去。必须在对党员进行确切登记的基础上，力求做到更有计划地分配党的力量，使越来越多的党员能够从比较不重要的、范围比较小的工作被提拔担任比较重要的、范围比较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