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下）（第27/32页）

三十九年一月十日左右，台湾方面鑒于余氏不一定可靠，一面派顾祝同等先后飞蒙自，决定将部队空运海南岛；一面令余氏到台湾述职。余抵海南岛，因内疚过深，遂悄然来港，渡其高等难民生活，不复再出。讵料年前竟在港死于匪人^{[7]之手。余氏戎马半生，久膺疆寄，因一念之差，而落得如此下场，惜哉！}

（原载《春秋》杂誌总第23期）

大陆上最后变色的一块土地

——苦守西昌的痛苦回忆

应 荪

平生使我最难忘怀的一夜，是民国三十八年十二月十日晚间陷在西康省的西昌，突遭当地驻军第一三六师师长伍培英叛变的一幕悲喜剧。西康省原是刘文辉的地盘，自从重庆和成都相继变色，刘文辉已投入中共的怀抱，而西昌城算是当时国军在整个大陆上仅剩的一块小土地。自从那年十一月底重庆陷落，李宗仁代总统已由香港飞去美国，蒋先生亦由四川成都飞往台北，行政院亦迁台办公，政府已经全部撤离了大陆。西昌虽僻处南疆，当时却成为整个中国仅剩的一块自由民主土地。我们这一批呆在西昌的人，虽仍然要照常办公，但已无公可办，每天围着办公室打转，居则忽忽若有所失，出则茫茫不知所往，这才领略到昔人所谓：「绕室徬惶，不知所措」的真滋味。一入黑夜，大家无精打彩地都跑到电信局袁局长寿楠那裏，聚集于一架古老的收音机旁静听广播。我们这边儘是一些坏消息，扭开中共那边的音波，那种气焰万丈、不可一世的胜利骄傲气派，会使人为之心惊胆跳。

伍培英送来逼降文书

西昌位于川康高原万山环绕之中，对外几无水陆交通之可言，如果外出，虽有山蹊小径可走，但很有可能会被当地的夷人虏去当作「白夷娃子」（即奴隶之意），永远不得翻身。笔者旅居西昌三年，仅知道只有空中一线，维持着对外交通，自从重庆变色，完全就与外面绝缘，这时在这裏的人们都怨父母没有给他生就一对翅膀，既不能振翼飞去；又没学会土行孙那套神通，遁地潜蹤，大家只是愁眉苦脸，唉声歎气，从没看到有人脸上挂出丝毫笑容。

驻防西昌的一三六师师长伍培英，便是那时已投靠中共的刘文辉的「乘龙快婿」，当重庆未失陷之前，他在重庆已受乃岳蛊惑，命其回西昌策动，上演「阵前起义」那齣好戏。伍培英是依靠老丈人发迹的，自然一切都奉命惟谨，遵照行事。伍的师部原驻扎在西昌城隍庙，与西昌警备总部（原为西昌行辕）及总司令贺国光^{[8]将军官邸的望远室，都佔在一条平行线上。}

伍啣乃岳之命，赶回西昌，即与心腹人等，昼夜商议所谓「起义」事宜。那时他惟一感觉苦恼的，是他历来都受警备总部的节制，他对于警备总司令贺国光也有三分惧怯，加以师部在西昌城内的兵力还不满两团人，号称精锐的另一团，早经奉令出驻富林剿匪，临时调动深感困难，故一直延迟至十二月九日，伍培英的酝酿叛变，犹未成熟而不敢动手。

是时他因获知云南的卢汉已于九日继川康之后宣布投共，使他更觉心痒难熬，终于不顾一切，于十二月十日他对贺国光致送了一个最后通牒，要贺氏接受城下之盟，无条件投降，否则便要不客气了。

那时西昌警备总部本身所掌握的实力，仅有贺氏贴身一个警卫营，虽然在西南局势吃紧时，準备扩充为警卫团的，但在渝领到兵员和枪械后，不幸重庆成都即相继失守，人马都搁在中途路上，动弹不得。若论当时的实力，是无法与伍培英相抗的。

自从这个炸弹消息传开之后，警备总部的人员，因为看到伍培英的哀的美敦书，措词异常横蛮无礼，不免在紧张中又带着愤怒，而又苦于无法应付。这一天，大街小巷的老百姓们也都显着惊惶的神色，在惊惶中也带着怨愤，对我们投以轻蔑的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