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财政管理（第19/24页）

然而，不应为此分散对主要问题的注意力。应该强调的是，甚至在万历皇帝滥用权力之前，公共财政中就已形成了许多危险的问题。皇帝确实独裁专制，但是超出了正常的财政结构和政府组织之外。整个16世纪，后者从来没有充分地动员起帝国的财政资源。张居正的节流政策不过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消极方法。因为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努力来加强财政机构，所以积累起来的库藏的好处只能是暂时性的。

尽管不能为万历皇帝的自我放纵辩护，不过指责他一手破坏了帝国的财政基础也是不正确的。他的行为反映了王朝的制度上的弱点。15世纪中期以来，皇帝的位置越来越多地定位为礼仪上的功能，很少是为公众服务。皇帝的奢汰用度激增，宦官和宫女达50000人，这些人与文官们一样，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薪水，只不过是由国家提供衣食。仔细审查万历皇帝的个人开支账目就会发现，一些对他的指责实际上被夸大了。

皇庄每年49000两子粒银的收入用以供应几位太后的开支〔194〕。李太后所得大半用于北京郊外的石桥建筑和捐给宗教寺院〔195〕。皇帝个人收入主要是金花银，每年有100万两白银，但其中大约有200000两要供应京城中武臣的薪俸。1578年以后，这项开支由户部提供的“买办费”得到补偿，他个人收入再次接近100万两。此外，云南每年向宫廷供应黄金2000两。1592年，万历皇帝将这个定额增加到4000两〔196〕。皇帝除了对京郊的皇陵作过短暂的拜谒之外从不旅行，但是为他的宠幸们在珠宝和礼物上花费了很多钱〔197〕。最近在他的陵墓里发现了很多黄金和珠宝。另一个沉重的开支项目似乎是公主们的婚礼衣饰〔198〕。当他1620年驾崩时，紫禁城中的仓库被发现存有大约700万两白银，其中大部分被他的两个继承人——泰昌帝和天启帝——转移给各部〔199〕。万历皇帝性以贪财，他的吝啬同他的浪费相比毫不逊色。为了保持他自己的积蓄完整，他常常强迫国库支付他的小额账单。

明朝官员们在他们给皇帝的奏疏中常常引用多年来宫廷开支的各种项目来批评皇帝个人的铺张浪费。一个常常引用的题目就是缎匹，它的费用常常达到几百万两〔200〕。皇宫所需缎匹按特别的设计织成，显示着穿者的品级，这些织物被作成各式礼服，用于宫廷。每年要以大约每匹12两白银的价格订购8000到28000匹织物〔201〕。这些费用由生产这些物品的地区从其税额中扣除。不过，有时帝国的配额无法应付总的开支，或者地方税收少于解运额度，就会导致了资金的短缺。地方官员就不得不调整这个差额，或者一定程度上削减开支，或者向某些纳税人额外加征。1575年，当国家事务仍然在张居正的控制之际，还定购了97000匹织物，分数年输纳〔202〕。尽管这项采办计划导致了财政的紊乱，但它与王朝的一贯作法是一致的。

在万历皇帝的个人开支中，最容易误解的事情是与他的儿子即后来的泰昌帝的婚礼有关。万历皇帝不希望他继承帝位，但是官员认为长子继承是王朝制度中的神圣准则，不断诤谏皇帝应该正式确立太子，由翰林院官员对其进行教导，他的大婚日期应该迅速宣布。每一种努力都是尽可能地保护这个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尽管皇帝以各种借口进行拖延，但是他没有任何合法的途径来实施他个人的愿望，甚至无法阻止这些奏请。1599年，作为最后一招，他责令户部进银2400万两来筹办三位皇子的婚礼。这不过一种巧妙的托词罢了，因为皇帝和官员们都明白户部绝对没有能力筹措这样一笔巨款。不过，《实录》和《明史》两者都记录了这个要求，而没有解释这些情况〔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