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16世纪的现实与主要的财政问题（第10/25页）

同时代的一些资料显示出当时人口增长是很快的，但是这些资料没有记载具体的户口数。何炳棣对当时的文献进行了大量的、深入的研究之后认为1600年的人口数为15000万左右〔97〕。这一估计与16世纪晚期经济活动的一般描述比较吻合，也与同时代食盐的产量（见第五章第二节）以及明朝以后的人口记录相符合。

至于人口增长的影响，明代的文人几乎一致认为人口多有利于税收。这种态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而非客观的分析。他们很少顾及由于人口增长所导致的人均收入的下降。当然，16世纪的明帝国还有许多未开发的地区，特别是湖广和河南，所以人们很少关心人口的压力。而且，不断发展的手工业也为新增加的劳动力提供了出路〔98〕。然而，这些都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在一些地区，新增加人口的吃饭已经很成问题了。上面所引的《会稽志》就指出该县的自然资源也就仅令一半人口“不饥耳”〔99〕。在福建，由于粮食的不足促使当地居民无视帝国的海禁政策而从事海上贸易，并且在16世纪中期以后导致了沿海地区严重的海盗行为，对于这一点，明代的文人与现代的学者有同样的看法〔100〕。许多历史学家关注明代后期的城市文化，他们对繁荣的长江下游地区土地所有者从事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进行了广泛的讨论〔101〕。由于资料缺乏，使我们很难去评估明代普遍的生活水平。但是，彭信威在他的关于“中国货币史”的研究中就提到了当时由于人口的增长导致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这反过来也影响到税收〔102〕。

另外一个因素也要考虑，那就是明代的财政机构过分僵化，从来不进行有效调整来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教条的儒家学说认为劳动力越多，税收收入就越多，实际上这是一种空想。即使这种想法成立，明政府也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管理。有些地方人口减少，有些地方经济破败，但额税制度使得税收负担无法进行调整。人口逃亡后，所缺税额一般摊征于余下居民身上，这就导致更进一步的逃亡，税款也无从征收〔103〕。与一般看法相反，增长的人口很少直接有助于税收增加。过剩的人口往往成为流动人口，很难对他们征税。即使对过剩的人口能够进行登记和评定，地方管理者也不愿意如实上报，担心上报人口增加会促使朝廷重新调整地方税收定额，增加税收。他们至多是重新调整税收负担，由于纳税户的增加，每户的税负减少，使税收相对容易征集。同时管理者也获得了仁爱的名声。

地方在编造黄册之初，就已经背离了规定的程序。到15世纪末，出现了一种叫做“白册”的册籍。作为例行公事，地方官员还是解送黄册到后湖，而他们另造一套实征册，习惯称之为白册，以便进行实际的税收管理。据说在1479年左右，时任南直隶巡抚的王恕（1416—1508年）曾私下默许地方官员编制白册〔104〕。这些统计数据开始出现在16世纪编纂的一些地方志中〔105〕。

第三节　军队的维护

军队自给的神话和面临的现实

一般认为洪武和永乐朝军队通过军屯实现了粮食自给，这一点一直是我们正确了解明朝财政史的一个障碍。这一神话是明末的学者吹捧夸大所造成的，他们很可能是受到了早期记录的误导。这些记录的内容十分丰富，为他们的结论提供了资料。《大明会典》记载军屯田土总数为8900万亩〔106〕。《实录》记载1403年的军屯子粒总产量超过2300万石，这几乎与田赋收入相当〔107〕。《明史》甚至记载每军受田50亩，以米18石为最低标准，其中12石听本军自支，余粮上交军仓。在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在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108〕。这些估算显示出至少有100万军士在从事粮食生产。我们由此可以推测这样一个大的计划如果能够很好地实施，可能会解决军事供给以及所有的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