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 个人、地方与天下认同（第6/22页）

现代人的快乐主义与传统人生观中的快乐是不同的。儒家的乐是一种“颜回之乐”，生活在陋巷，过的是清贫生活，但在学习中享受到智性和德性之乐。王阳明后来说：“乐是心之本体。”王心斋还提出乐学，生机畅遂，超越私欲，乐之本体自然呈现。“这种自得之乐，是超乎富贵利达之乐，是通乎贫贱患难之乐，是人性本体的真乐。”[32]佛教也讲去苦求乐，但佛教的苦乐是本体和存在意义上的苦难和快乐，具有强烈的宗教性和精神性。然而，晚清以后出现的趋苦求乐则是心理意义上的动机，是凡俗人生的本能追求，带有强烈的感官性质。

这种功利主义的苦乐观在晚清康有为那里就已经出现。在康有为看来，乐就是善，人所欲者乃可欲者。而他所谓的乐，又带有强烈的欲望动机和感官享受。[33]事实上，康圣人本人就是一个很在意食色的享乐之人。

功利主义既是一套人生观，又是一种伦理哲学。传统儒家的人生观是德性论，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就圣贤所教导的君子之德。到了五四，当儒家的德性伦理崩溃之后，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现代的人生观，转向了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人生的意义不再是德性，而是幸福与快乐，快乐便是善。冯友兰在1924年出版的《一种人生观》中，重新解释了什么是善，即什么是好（good）：“凡欲，就其本身而言，皆不为恶。凡能满足欲者，就其本身而言，就皆可谓之‘好’。”“好的意义，就着本能而言都是好的，凡是能使欲望满足的都是好。”[34]在冯友兰看来，凡是可欲的，都是善的，都是具有内在价值的。杜亚泉也在《人生哲学》一书中说：“人类的生活，若是善的，就是合理的且快乐的。”[35]这是五四时期对何者为善的重大转变，从传统的德性人生观转向了世俗的幸福欲望。这些变化并非冯友兰、杜亚泉个别之思想，在五四时期众多人生观讨论中是相当普遍的共识。

功利主义人生观对五四个人主义的形成影响巨大。这首先表现为对人性基本预设的变化。传统儒家的人性观是性善论，人人皆有善根，有可能成为德性高尚的君子。然而，晚清流入中国的英国功利主义思潮，从霍布斯、休谟到边沁、密尔父子，都将人性解释为对利益的欲望，对生命自我保存的本能追求。外来的功利主义思潮刺激了荀学、墨学和佛教的复兴，梁启超等人很兴奋地发现，荀子的性恶论、墨子的“交相利”和佛教的苦乐观可以呼应西方的功利主义。1901年，梁启超将霍布斯的功利主义介绍给中国思想界，他非常欣赏霍布斯对人性的判断：

善者何？快乐而已，恶者何？痛苦而已。故凡可以得快乐者，皆善也。凡可以得痛苦者，皆恶也。然则利益者万善之长，而人人当以为务者而已。……利己一念，实万念之源也。霍氏因论人生之职分，以为当因势利导，各求其利益之最大者，以就乐而避苦，此天理自然之法律，亦道德之极致也。[36]

梁任公虽然认为霍布斯的观点惊世骇俗，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去苦求乐的欲望人性观从晚清发端，到五四时风靡整个思想界。《新青年》杂志在宣传介绍功利主义方面，当立首功。陈独秀在《人生真义》一文中说：

执行意志、满足欲望（自食色以至道德的名誉，都是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理由，始终不变的。[37]

《新青年》杂志第2期发表的《人生唯一之目的》，说得更透彻：人生的唯一目的，乃是求生，追求幸福和快乐。何谓快乐者？满足感性，满足欲求之意志也。从快乐主义出发，引出了利己主义的合理性：

所谓“合群”、“公益”者，尽变为涂饰耳目之名词。人人心中，各怀一最小限度之个人主义。……人类既无为人、为物之天职，则所当为者，舍我而外，更有谁哉……“为我”两字，既为天经地义，无可为讳。[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