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旧共和国与新君主国（一）（第17/22页）

财政的管理

财政的控制困难并不大，因为帝国广阔，又无巨大公债。若说国家曾有一段时期陷于不断的经济困境中，原因不在于不适当的岁入，因为最近几年岁入大幅度增加。原先每年岁入两亿塞斯特斯，由于比提尼亚—本都行省与叙利亚行省的设立，又增加八千五百万。这个增加，再加上其他的新来源（尤其是不断增加的奢侈品税），远超过坎帕尼亚的公地所损失的税收。再者，卢库卢斯、梅特鲁斯、庞培、加图和其他等人的财产充公，也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富。

国家财政的困境部分原因在于例常与异常的花费，部分原因在于处理不善。例常花费上，首都谷物的分配几乎用得超乎其分。公元前63年，由加图将该项费用增加，自此以后每年几乎用去三千万塞斯特斯，而公元前58年以后，连象征性的谷价也取消了，于是单这项就吞了国家岁入的五分之一。由于西里西亚、叙利亚和高卢需要新的驻军，军事预算也增加了。特殊的花费，包括海军的，例如在公元前67年的海盗大围剿之后五年，就一下子用了三千四百万塞斯特斯。此外，战争及战争准备所花的钱也极多，如为了使皮索装备他的马其顿军，就付给他一千八百万塞斯特斯，庞培为了维持西班牙军，每年用二千四百万塞斯特斯，恺撒为维持高卢军团，用的数目也相似。

这些开销虽然浩繁，罗马的财源本来却并非不能应付，然而罗马人的行政效率却已大不如前，究其原因，是受了民心的普遍松弛及鲜廉寡耻的影响。国库不得不拖延支付的款项，只因它未能收得它所要收的巨大财源。两位负责督事的会计官——都是一年一换的年轻人——袖手旁观；而那长期的办公部门，以前固然曾极受尊重，现在则把最腐败的行径视为家常便饭，尤其是因为他们的职位可买可卖。

恺撒的财政改革　废除直接税的出租

然而，当财政的线索一旦掌握到恺撒的内阁手中，这个大机器的所有轮子与弹簧都有了生气与比较严格的秩序。盖乌斯·格拉古的两个新猷——直接税的出租和谷物分配——曾像坏疽一样腐蚀着罗马的财政制度，现在则部分被取消，部分修改了。恺撒和他的先驱格拉古不一样，他并不企图用大资本家与首都的民众来制衡贵族，却把它们放到一旁，把国家从一切寄生虫的吸附中解救出来。

因此，在这两个重要的问题上，恺撒不采用格拉古的办法，而采用苏拉的。只有间接税继续采用出租制度，因为这是久远以来就在实行的，而且（罗马的财政箴言是，税收必须简便易行，恺撒也遵守之）绝对不能取消。但直接税则自此以后普遍化归两类：一是可以直接供应国家的所需者，如非洲与萨丁尼亚的供应谷与油；或如小亚细亚的岁入，换作定额的金钱，交托当地的税务员征收。

谷物分配的改革

首都的谷物配给在此以前被视为执行统治的社团的特权，因为这个社团执行统治，因此便该由属民供养。恺撒把这个不名誉的原则抛弃，但无可忽视的是，只有以这样的赠与才能使大量的贫穷公民免于饥饿。以这个范围为限，恺撒仍维持谷物配给。由加图重新核准的辛普罗尼亚法，规定居住于罗马的公民，人人可得免费面包用谷物，而登记领谷者高达三十二万人。恺撒把有其他生计者去除，剩下十五万人，这个数目被定为最高额。同时，年年重做调查，已死或迁移的，名额由匮乏者添补。

如此，原先的政治特权变作了穷人救济，于是一个精神性和历史性的原则因以诞生。社会分子对其利益的互相依赖性，是缓慢而逐渐认识的。比此更早的古代，国家保护其分子，以免于公敌和谋杀者，但它并不需保护其无助的同胞免于一个更坏的敌人——匮乏。希腊文明在梭伦及梭伦以后的立法中立下原则，社团有义务供应残废者之生活，事实上，是普遍供应一切穷困者。恺撒把一个有限的市政措施变为国家有机的建制，把国家的负担与耻辱变作国家的制度之一，表现了人类的同情心与人类的不幸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