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二十（第2/6页）

20世纪30年代，爱因斯坦有一次在巴黎大学演讲时说：“如果我的相对论证实了，德国会宣布我是个德国人，法国会称我是世界公民。但是，如果我的理论被证明是错的，那么，法国会强调我是个德国人，而德国会说我是个犹太人。”

费曼在向学生们讲授普通物理课程中的电磁学部分时说：“从长远的眼光看来，例如从今后一万年的眼光看来，19世纪中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应是法拉第·麦克斯韦电磁学的发生和发展，而例如美国的南北战争则将褪色而成为一种只有地域重要性的事件。”

由于纳粹对犹太人采取的政策，很多数学家都离开了哥廷根。一次纳粹的教育部长问希尔伯特说哥廷根的数学现在怎么样了，希尔伯特说：“哥廷根的数学，确实，这儿什么都没有了。”有“学术之都”之称的哥廷根从那时开始一蹶不振。

托马斯·曼跟其他纳粹党的怀疑者们一样关注着纳粹势力的发展，他决定发表讲话“呼吁理智”。这个讲话被称为“德意志致辞”而载入史册。托马斯·曼直言不讳地称纳粹主义是：“怪癖野蛮行径的狂潮，低级的蛊惑民心的年市上才见的粗鲁。”“群众性痉挛，流氓叫嚣，哈利路亚，德维斯僧侣式的反复诵念单一口号，直到口边带沫。”

米塞斯说：“如果没有可看得见的国民，就没有可看得见的国家。”

因为教会公开为国家暴政辩护，朋霍费尔不能忍受，决心与之决裂。他不但拒绝担任牧师，而且动员所有拒绝国家主义的牧师放弃职务。1933年10月，在动身前往伦敦教区工作前夕，他向学生告别说：“现在正是在安静中坚持的时候，并且要在德国基督教会的每个角落埋下真理的火种，好让整座建筑一同烧尽！”

洛尔迦对美国人的总体印象是：友好开放，像孩子。“他们难以置信地幼稚，非常乐于助人。”而美国政治系统让他失望。他告诉父母说：民主意味着“只有非常富的人才能雇女佣”。他生来头一回自己缝扣子。

在“慕尼黑协定”谈判之后，一再让步的张伯伦与希特勒签署了“英德宣言”，宣布两国“彼此将永不作战”，“决心以协商办法”解决一切争端。张伯伦对这一纸互不侵犯的宣言十分满意，回到伦敦即得意地对欢迎他的人们挥着那张有希特勒签字的宣言，他说他带回了“我们时代的和平”：“从今以后，整整一代的和平有了保障。”“现在我请你们回去，在你们的床上安心睡觉吧！”

1939年初，奥登到了美国。乔治·奥威尔称他为“哪里没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的那种人”。奥登对他的祖国和英国人感到忧虑，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却在纽约。但奥登怀疑诗影响人们政治命运的能力。“你可以写一首反希特勒的诗，”他说，“但你阻止不了希特勒。”

尽管法国抵抗力量在德国人面前瓦解了，戴高乐看到：战争并未结束，而只是真正的开始。那时看到这点的法国人并不多。他飞到英国，决定继续抵抗，即使他的政府不愿抵抗。他坚持说：“法国输掉了一次战役，但是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

《格尔尼卡》是毕加索对敌人作出的最引人注意的回击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占领法国期间，一个德国军官来到了毕加索的画室，这里正陈列着一幅巨大的该壁画的复制品。“哦，这是你的杰作了。”德国军官说。毕加索厉声地说：“不，是你们的杰作。”

1941年12月7日，日本驻美国大使拜会美国国务卿赫尔，他们递交备忘录，宣称：即使今后继续谈判，日本也不会跟美国达成协议。此前，日本已经偷袭了珍珠港。赫尔说：“在我整整50年的公职生活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厚颜无耻、充满谎言和狡辩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