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第14/19页）

刘瑾到底因何罪名被诛杀，并没有多少深究的意义。他的死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充当皇帝的权力代理人，或生前，或身后，都很难落得个好下场。造成皇权代理人可悲结局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代理人作为一个政治角色，形式与内容严重不统一。

虽说皇帝需要内廷的宦官势力来制衡外廷的文官集团，但当皇帝发现像刘瑾这样的大太监握有可能威胁到皇权的权力时，帝国的当家人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其铲除，然后重新扶持另一个权力经纪人。不仅宦官的命运如此，那些高级文臣最后的结局也大抵如此，明中后期的内阁首辅就没有几个善终的。

矿监是财经帝国结成的权力怪胎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春节刚过，明神宗朱翊钧突发重病，眼看就要一命呜呼。于是他急召大学士、首辅沈一贯进宫交代后事。

在这次君臣会谈中，明神宗提到了朝廷派矿监到地方收矿税之事。他说，设矿监收矿税也是不得已的事，因为大殿维修需要钱，现在大殿修好了，矿税可以停下来了，派出去的太监也都召回来。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万历皇帝是良心发现，还是顾惜自己身后的声名，抑或是对因果报应的忧惧，我们不得而知。总之，他决定撤回矿监税使，以此来终结危害帝国多年的矿税之祸。

口说无凭，明神宗还亲笔写了一张谕旨，当场交给沈一贯。沈一贯压抑住内心的喜悦，只等第二天颁诏天下。可漫长的一夜过后，沈一贯就再也笑不出来了，他愤怒了。

第二天，万历皇帝的病突然好转。作为臣子的沈一贯本应为龙体康复而感到高兴，他的愤怒又是从何而来？原来，否极泰来的万历皇帝反悔了，他想要推翻前夜自己亲手拟定的谕旨。明神宗生怕沈一贯抢先颁布谕旨，连续派出二十多名太监向沈一贯索要谕旨。

太监到了内阁，沈一贯和其他阁臣坚决不同意。君无戏言，既然说了，就要算数。

来追缴圣谕的宦官一拨儿接着一拨儿，前后有二十多人。宦官们磕头出血，请求沈一贯把圣旨交回去。无奈之下沈一贯只好交还圣旨。

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两天后，朱翊钧又给内阁重新下了一道谕旨：“朕前日头晕目眩，召卿面谕之事，且矿税等项，因两宫三殿未完，帑藏空虚，权宜采用。见今国用不敷，难以停止，还着照旧行，待三殿落成，该部题请停止，其余卿再酌量当行者拟旨来。”帝国正在用钱之际，又怎能取缔矿税，撤回矿监？除非皇帝将死，脑子不好使了，才会犯下前日的错误。

对于朝臣们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朝令夕改。

这里提到的矿监，是万历时期权力结构中涌现出来的权力新贵。他们是皇帝派往地方督领开采金银等矿的宦官。与早期的宦官不同，此时的宦官分工呈多元化趋势。由于分工的细化，宦官的权力范围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皇宫内院。

可以说，他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宦官，更像是中央驻地方的税务官员。他们的任务就是找人开矿或者是为别人开矿办理手续，从中抽取高额利润。宦官越过宫墙本就僭越大明祖制，如今他们又被明神宗指派到地方揽矿敛财，这更是一件疯狂之事。

张居正死后的第二年，万历皇帝接手帝国大权。没过多久，大明王朝的财政出现了严重亏空。导致明朝财政亏空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是庞大的皇室俸禄开支，拖垮了中央财政。明朝的皇室宗亲，吃的是国家的俸禄。明朝刚建国的时候，朱元璋的子孙还不是很多，但是经过两百多年的繁衍，皇族人数越积越大。人一多张嘴吃饭的就多，由此宗禄就成为大明国库的沉重负担。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当时天下每年供给京师的粮食是400万石，而诸府的禄米是853万石，缺一半还多；以山西为例，山西留存的粮米是152万石，宗禄米是312万石；再以河南为例，河南存留的米是843万石，而宗禄米是1920万石。也就是说，两省存留的粮食，还不够皇室宗亲所需的一半，这还没有加上朝廷官员的俸禄和官兵的军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