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横卧权力之榻的时代（第15/19页）

二是运行庞大的权力结构，让帝国财政雪上加霜。明朝实行的是两京制，也就是在北京和南京，各有一套政府机构，各有一帮官员。这就导致机构臃肿，官员队伍庞大，各项俸粮达到了数千万石，而十三布政司和南北直隶额派的夏税秋粮只有2668万石，出多入少。这样的结果就造成了王府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塞地区缺军饷，各省缺廪俸。

三是万历时期的建设和开发，拖死了帝国财政。万历末年，皇家大兴土木，光是修建定陵，就耗费掉白银800万两，导致内府经费吃紧。没有办法，朝廷只好暂时挪用济边银来补充亏空。

明神宗之所以派出身边的宦官去采矿收税，除了内府严重缺钱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受经济大环境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呈现出非常迅猛的势头，这让整个帝国的官僚地主阶层都患上了财富狂热症。他们纷纷将自己手中的权力打造成为抽水机，源源不断地为自己抽取财富。面对这样的局面，万历皇帝那敏感的神经也被触动了，更何况他的帝国也确实需要真金白银来填补巨大的亏空。因此，明神宗下令全国只要有矿的地方都可以开采，以便从中收税。

矿监制度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为什么大臣们的反应会如此强烈？因为明神宗的这一做法，触碰到了他们的利益。这种皇帝直接派人到民间收税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帝国自上而下的权力秩序。万历越过官府衙门和地方精英集团的做法，既违背了朱元璋的“祖制”，又破坏了权力系统的层层分肥法则，强行截断了利益管道的中间环节。因此，不可避免地招来了朝臣和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对，同时在民间也难以获得认同和有效合作，从而加剧了权力系统内部各势力集团之间的矛盾。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一个叫陈增的矿监被派到山东去开矿。但他在山东开了两年后发现，这个地方根本就没有什么值钱的矿。于是，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他创造性地把矿税改成了店税。陈增向明神宗汇报，山东做生意的多，商铺多，可以逐店取税，肯定会大有收获。

万历皇帝觉得这的确是一条生财之道，就因势利导，准许矿监可以同时开征商税。收税对象并不限于商铺，只要能够列出名目的税都可以一并征收。下面征税的宦官编制不够的，明神宗又加派税使。

只要能列出名目，都可以开征。万历皇帝的这个口子开得太大了，有些像在开玩笑。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坤宁宫发生了一场特大火灾。由于没能及时扑灭，连乾清宫也一并被烧为灰烬。

修复两宫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这样一来国库再次吃紧。于是万历皇帝将抽水管道伸向地方。有管道，还得有水源。明神宗命地方官府四处开采金银矿和原砂矿，只要发现矿源，就立刻派宦官下去管理。

明朝的税收沿用两税法，是由户部主持，但皇帝又另外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征税系统，由他亲自指派的宦官来负责，称为“某地某税提督太监”，老百姓就戏称他们为：矿监、税监、盐监、珠监等。太监，的确太能监，无所不监。

矿监、税使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他们只管税收而不管其他地方事务。他们的顶头上司只有一个人，也只对一个人负责，那就是皇帝。他们的政绩仅仅体现在税收的量化上，以数字说话。与地方的官府衙门相比，他们的权力行为只看重眼前，只对上负责，不需要对下有所交代。因此，他们所采取的手段往往是杀鸡取卵式的。

以矿监为例。按照常理，一个矿监就是一个宦官，但事实上，挂实职的是这一个宦官，但他屁股后面起码还要跟着上百个随从。在这上百个随从里面，负责干实事的就那么十来个，其他都是喝茶吃闲饭的。这还不算，这十来个干实事的，每个人也还要带上很多手下。这样一来，原本几个人就可以搞定的工作，跟滚雪球一样滚来滚去滚出一个庞大的矿监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