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帝国时代：垮塌的权力三脚架（第4/4页）

这难免会让那些帝国官员浮想联翩，毕竟太子朱常洛当年也有过同样的人生际遇。

万历十八年（1509年）年初，当时还不是太子的朱常洛已经八岁，已经过了正式入学读书的年龄。迫于朝臣们的压力，首辅申时行等四位大学士集体向万历皇帝请愿，提出“皇长子年已九龄，蒙养豫教，正在今日”。

朱常洛的出阁读书涉及一系列问题，必须要确认他的太子身份。万历皇帝宁可拖着耽误皇子的教育，也不愿意把册立太子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太子受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皇帝和太子的教育，制定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并慎重选择皇子的讲官和近侍，尽心培养帝国的接班人。

在太子的教育问题上，明朝虽然制定了皇太子出阁讲学的礼仪程序，却没有规定皇子入学接受启蒙教育的时间，也没有确立对未册封为皇太子的皇位继承人提前接受教育的权利和规范。

当时的皇家教育(尤其是东宫教育)是建立在册封基础上的，没有取得太子的名分，名不正言不顺，虽贵为皇子，却因为敏感特殊的身份，不仅不能接受正式的教育，甚至连最起码的基础教育也难以进行。

朱常洛的教育问题一拖再拖，主要是因为太子身份始终没有落实。万历皇帝的冷漠态度，使得朱常洛受册封为太子后，也没有得到一个太子应该得到的受教育机会。

由于万历皇帝在位的时间过久，不仅耽误了太子朱常洛的教育时机，甚至连皇长孙朱由校的教育也受到了影响。

幼年的天启皇帝朱由校从来就没有跟着真正的文臣儒生读过书，他的所谓的启蒙老师不过是东宫里有些文化底子的太监。他长至十七岁仍不能出阁讲学，接受正规的皇室教育。天启皇帝就是在这样一种教育环境下成了明朝历史上仅有的不亲史书、没有受过正统儒家精英教育、没有接受过诗书文化熏陶，大字不识几个的半文盲皇帝。

更重要的是他的启蒙教师都是些没有文化素养的太监和宫女，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与儒家的正统教育是相背离的，他们将人性中黑暗的一面都投射在了小主人的身上。

正规教育的缺失，使得天启皇帝在成人后表现出偏执、乖张的性格特征。

从小没有人督促他读书学习，正好养成了他“不好静坐读书”的性情。这种性情的另一面就是好动，喜欢疯狂与热闹。太子受教育的年龄越大，可塑性就越差，对宦官内侍的心理依赖就会越强，他们“昌龄日茂，未离阿保，讲读未就，冠婚已逼”。

朱由校自幼生长于清冷的东宫，母亲很早就已离世，平日里围绕在身边的就是些宫女和太监，没有机会接触其他人。在人多的陌生场合，帝国未来的小主人往往会表现出笨拙羞涩的一面，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