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帝国时代：垮塌的权力三脚架（第3/4页）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非东林党人士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会采取防范措施。既然东林党是抱团组织，那么为了保持权力博弈的平衡，非东林党人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同乡中的高官为领袖，组建自己的党派。这样一来，在帝国官场上就形成了一个攻守联盟。

在这种风气的引领之下，帝国的权力系统内部党派林立。在当时能够与东林党相抗衡的党派，是同样居于帝国权力系统高层的浙党。

如果说东林党是在野人士的权力抱团，那么浙党则是朝堂人士的权力抱团。当时的帝国首辅沈一贯，纠结京城的浙江籍官僚，形成“浙党”。他们与东林党针锋相对，又与宫中的阉党遥相呼应。

除了浙党，帝国的权力系统中还有很多小派系。比如当时还有以湖北籍官员为主的是“楚党”，以山东籍官僚为主的“齐党”，而楚党与齐党常依附于浙党，合称为“齐楚浙党”。另外还有“宣党”和“昆党”。

由于“国本之争”拖延了很长时间，东林党与“浙党”等非东林党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发展到最后，帝国的派别之争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不论是大事小事，原则问题还是非原则问题，双方都要争得没完没了，帝国的中央权力系统被折腾得乌烟瘴气。各党派将帝国权力系统分解得支离破碎，相互之间明争暗斗，致使党争绵延数十年。

而万历皇帝也逐渐对东林党感到厌恶，因此直到万历末年，东林党人在帝国的权力格局中都没有占得上风。

官员之间的党争并没有发展到朝堂上的短兵相接，很多时候，他们只是利用“京察”的机会互相攻击。明代的官吏考核有两种制度：“京察”和“外察”。“京察”每六年施行一次，考查对象是在京任职的官员；“外察”每三年施行一次，考核对象是在地方任职的官吏。

“京察”不是随便走过场的干部考核，因为管理京察的，是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如果一个官员在“京察”中出了问题，那么他的仕途就算走到了尽头。

万历皇帝虽然在立储问题上一拖再拖，可最后还是做出了妥协和让步。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皇长子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这时候，他已经年满二十岁。“国本之争”虽然有了一个形式上的结果，可是在这漫长的斗争过程中，帝国权力系统所遭受的破坏是无法计量的。

帝国虽然有了名义上的太子，可是在万历皇帝的心中，他却并不认同这个太子。正因为内心的不认同，所以他对朱常洛的态度也非常冷淡。加上这时候外朝内廷不断有流言传出，皇帝早晚会废了太子，再立皇三子福王朱常洵。在这种局面下，太子朱常洛和他身边的人都不免陷入一种焦虑的状态。

所有人都不看好朱常洛这个太子，连他自己都对未知的明天充满了怀疑。他无法安心待在东宫做一个享受型的宅男，无法安心等待皇权易手的那一刻。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年底，皇长孙朱由校（后来的天启皇帝）降临人世。朱由校的降生并没有为这个步履沉重的帝国带来多少活力，反而让那些言官们又找到了一个更好的炒作话题。

皇长孙朱由校的出生，并没有让万历皇帝对太子的态度有所改变。不仅没有改变，万历皇帝还把施予太子的冷漠又复制了一份送给皇长孙朱由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一位御史上奏“皇长孙年已十龄，未闻出阁，岂成燕翼之深谋？”就是说，皇孙朱由校已经年满十岁，可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宫廷教育，将来怎么能够担当大任。这份奏章一直被万历帝皇帝“留中”，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