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帝国时代：垮塌的权力三脚架（第2/4页）

帝国的言官们毫不避讳，说万历皇帝晋封郑德妃是为朱常洵立嗣创造条件，皇帝不应该专宠郑贵妃一人。按照传统，皇帝应当先晋封产下皇长子的恭妃王氏为皇贵妃，更有人直接喊出了“册立东宫”的口号。

面对帝国官员的指责，万历皇帝除了愤怒还是愤怒。他向官员们解释：“册封贵妃，初非为东宫起见，科臣奈何讪朕。”就是说册封贵妃与立储没有任何关系，朝臣不应该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指责他。

万历皇帝给出的解释，没有人能够听得进去。官员们虽然一直在拿“无嫡立长”的法则来掣肘皇帝，但对万历来说，他有自己的应对策略。他之所以在册立太子一事上久拖不决，正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等到皇后去世，郑贵妃可以升为皇后，按照有嫡立嫡的法则，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兑现自己对郑贵妃的承诺。

君臣之间因为册立太子而斗得天昏地暗。太子是储君，是帝国未来的掌舵人，是国家命运之根本，因此这场旷日持久的君臣斗争就成了“国本之争”。

“国本之争”的时间跨度之长创造了帝国政治斗争的一项新纪录，这场争论在帝国权力高层足足持续了三十多年。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始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为止，这样一幕政治闹剧给明代后期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极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本之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朝臣们的思想动机开始变得复杂，“国本之争”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游戏，逐渐沦为权力集团党争的工具。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正人”中的代表人物，去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在家乡无锡的东林书院聚众讲学。一些志同道合者如高攀龙、钱一本等人都参与其中，一时声名大噪。那些“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士大夫都闻风而至，以至于书院的学舍常常拥挤不堪。

一些有心结党营私的帝国官员，借着向万历皇帝发难的机会，妄图实现掣肘皇权、扩张权力的目的。在这场“国本之争”中，东林党的崛起彻底改变了帝国的命运走向。

东林党发端于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从成立之初就打着学术的旗号，行政治活动之实。它并非单纯的学术团体，而是一个有政治目的的在野人士俱乐部，其人员构成主要是在野官僚。

东林书院就像是一个权力信号的发射台，帝国官场的各种复杂关系和政治能量都会在这里交汇并发散出去，进而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网络。随着影响力的增大，东林书院讲学大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有时会多达千人以上。

走进东林书院的不光有在野人士，甚至连一些在职官员也会前来参加讲学活动。用东林书院创办者顾宪成的话说，就是“同志毕集，相与讲德伦学，雍容一堂”。官员的不断参与使得东林书院逐渐成为朝堂之外的权力集散地。低级别官员加入其中是为了形成抱团势力，寻找政治靠山；而高级别官员加入其中，则是为了形成对抗皇权与其他势力集团的党派。

明朝是一个道德至上的时代，而东林党从建立之初就将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其成员标榜文人的道义气节，以天下君子自居。

在一个道德统治的国度里，东林党人把自己视为道德的化身。可问题是，结党必然会营私，结党必然会破坏政治势力的平衡。无论在任何时代背景下，统治者都不愿看到有人结党。

现在有一个词叫“圈里圈外”，里外是两个世界。东林书院的存在，将帝国的政治势力划为圈里圈外。圈里是东林党人，他们往往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专门同皇帝和帝国的高级官员作对，自命为“正人”或者“清流”；而圈外是非东林党人，他们是遵循官家游戏规则，迎合皇帝和辅臣的人，被称为“邪佞”。东林党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威胁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还有皇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