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沈万三的富贵论（第5/6页）

事实上，古代官家对财富的垄断往往造成“国富民穷”，即使是那些贴金挂银的所谓盛世，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贫困的。于是才有了元朝诗人张养浩那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一声叹息。

沈万三成为朱元璋抑商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而官家与商人之间的利益博弈永远不会结束。《明史?纪纲传》中记载：朱元璋驾崩后，燕王朱棣从北京举兵一直打到南京，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纪纲是朱棣的心腹官员，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使，这个人非常善于敛财，曾经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抄收。当时，沈家财富已经被朱元璋抄没，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沈万三的儿子沈文度匍匐于地上，爬着去求见纪纲，进献了黄金、龙角等珍贵之物，恳求当他的门下之客，年年供奉，岁岁孝敬。纪纲就派沈文度帮他寻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这棵“大树”之后终于“重振家门”，沈文度将搜刮来的金钱与纪纲五五分账。

尽管如此，沈万三的后人依然难以逃脱财富带来的命运之劫，两个孙子沈至、沈庄因为田赋纠纷而惹上官司，被打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80余人被杀，没收田地。

一个时代或国家，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那就是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蒲伏见纲”，明初商人地位的演变，由此可见一斑。当帝国最著名的商人之子只能爬着去见一个新晋权贵的时候，那么商人和商业的政治尊严已无从谈起。套用《金瓶梅》中的一句话“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作为权力最亲密的战友和宠儿，沈万三的财富来自于权力的庇护，同样又失之于权力的毁灭性打击。

让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所建立的帝国在他身后竟然会“堕落”成为一个城市商业社会。由于官家对商业的控制日益松弛，使得商品经济不仅仅在城市和乡镇扩张，同时也蔓延到乡村。白银成为晚明时期的关键词，几乎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润滑油和助燃剂，使得庞大的农业帝国内出现了一个相对成熟的商品社会。商业社会的崛起，使得千年传承的“士农工商”阶层排序被打破，向来被鄙视的“逐利之徒”华丽转型成为社会生活的掌控者，他们消费着最奢侈的物品，赚取着最丰厚的财富，同时不停地洗刷着人们的道德观念。

清朝的官帽是红顶，所以有“红顶商人”一说；在明朝，官帽是黑色的，叫乌纱帽，大概沈万三之流可以被称为“乌纱商人”。红也好，黑也好，亦官亦商，总是好做生意。君主制度下涌现的商人买官，与其说这是官商勾结，倒不如说它是官商互动。

有官方的许可和支持，商人才有从事商业行为的可能和保障；而缺乏商人们的大力合作，官家恐怕也很难控制经济和商业活动，难有稳固的政治依托。商兴则官固，官固则商兴。商与官，谁也离不了谁，就像鱼和水一样息息相关。

如果说商人的竞争起点是相同的，那么谁能背靠政府的支持，谁就拥有了最大的无形财富，这种边际成本小于等于零的资源当然是人人眼红的。如果说有雄厚的资本支持，最无能的政客也会仕途兴旺，应者云集，山鸡也会变凤凰，差的不就是这一层金子做的外衣吗？

像沈万三这样生在皇权社会的商人，尽管他们并不在官场上混，但能够认清世俗权力高于一切的社会现实。所以他们往往会把商业智慧运用到最不应该也是最应该的地方去，这就是勾结官府，权钱交易。不论是生存也好，还是发展也罢，舍此一途别无做大做强的机会。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商业的繁荣是畸形的。处于财富塔尖的商人与其说是依赖个人的能力与机遇，还不如说更依赖于官府以及不干净的官商手法。